为您找到与科学研究方法 哲学研究方法相关的共200个结果:
体育科学是指把指导体育实践的各种课题系统化,体育科学是整个人类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体育科学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 本文从“体育科学”的概念出发,通过分析国内外对“体育科学”的不同定义,分析了不同定义下的体育科学的研究对象与属性,结合现有观点和笔者本身思考,对“体育科学”进行了较为清晰、科学地定义。然后,本文就“体育强国”的概念,从其演化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较为清晰与科学地定义。结合上述两种概念及其各自的研究对象,文章着重分析了体育科学在建设体育强国中的地位与作用。
关键词 体育科学 体育强国 概念 关系 地位 作用
一、体育科学的概念
(一)国内外流行的体育科学观
“日本的《大日本百科事典》认为:体育科学就是把指导体育实践的各种课题系统化, 或者把关于体育的特点、历史、目的、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系统化。原联邦德国的《体育百科词典》认为:体育科学是从单项学科的各个角度, 针对体育运动及其分支的科研、学说和实践体系。而国际体育情报协会名词术语委员会出版的《体育运动词汇》,则把体育科学定义为:有关身体练习的全部知识,这些知识是同整体概念体系相联系并作为一种理论,它确定那些可以预见、评价和证实社会生活实践中生物学精神的效果的原则。它的研究对象,是处在社会整体化过程中,借助于身体练习以求机体与心理得到改善并提高其社会效果的人。”
于国内,“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体育科学研究方法》中是这样定义的:体育科学是整个人类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它是研究体育现象和揭示体育规律的知识体系。由袁伟民主编的《体育科学词典》认为:体育科学,是研究体育现象,揭示体育内部和外部规律的一个系统的学科群。”
(二)体育科学的研究对象与属性
本文认为,该定义在体育科学的研究对象的阐述上本身是互相矛盾、不是自洽的;对于其属性,该定义认为体育科学是科学研究。而原联邦德国《体育百科词典》认为体育科学的研究对象为“体育单项学科”,而认为体育科学的属性是“体育运动及其分支的科研、学说和实践体系”。本文认为,该定义不仅解决了上述日本《大日本百科事典》研究对象的不自洽的矛盾,而且对于“体育科学”中的“科学”的概念进行了全面、清晰的表述,即体育科学应该是科学体系,因此包括科学理论与知识体系、科学研究与科学应用(或科学技术)三个方面。
我国《体育科学研究方法》对于“体育科学”概念发展的贡献在于,它认为体育科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体育现象”和“体育规律”的统一。而该项定义的不足,是将体育科学概念狭义化,认为体育科学仅是体育的“知识体系”,而忽略了其科学研究与应用的属性。
(三)体育科学的科学定义
本文对体育科学的定义参考了柴王军等人《论现代体育科学概念》一文。体育科学通过对体育这一特殊的自然和社会文化现象研究,进而揭示体育的本质和规律的、涵盖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体系,包括体育科学知识、体育科学研究、体育科学技术三部分,是三者的有机统一。
本定义将体育科学的研究对象分为两个层次——体育现象和体育本质与规律,反应了体育科学的一般认识规律与过程,揭示了研究对象自身固有的现象与本质的哲学规律。同时将体育科学的属性定义为“科学体系”,认为体育科学不是“科学”,而是“科学体系”。因为我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将科学分为人文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医学、农业科学、工程技术五大类,很难将体育科学单独划归其中的某一类甚至某几类(除农业科学外)。兹例证之,运动医学属于体育科学,同属于医学;运动生理学属于体育科学,同属于自然科学;体育社会学、体育心理学属于体育科学,同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等等。由此,体育科学不仅仅是某门科学,而是涵盖了多门科学的综合体系,因此称之为科学体系。
另外,本定义着重强调了,体育科学是科学体系,包括了体育科学知识、体育科学研究、体育科学技术三部分,而且不仅仅是三者的线性叠加,而是其有机组合。
二、“体育强国”的概念
(一)“体育强国”概念的起源与演化
一切概念的产生与发展都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与时代背景,“体育强国”这一概念的形成是大时代背景下,人们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不断认识的结果。“体育强国”这一概念的起源与演化可以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
国家体委于1979年2月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会议,适时提出了“体育领域应及时地从过去抓_运动转移到抓体育业务工作中来,转移到攀登体育高峰上来”的发展思路,并做出了“国家体委和省一级体委要在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的发展方针,这一阶段我国体育事业的重心在于竞技体育。
2.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经过一个时期的调整和举措的实施,我国竞技体育的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在以1982年印度新德里第9届亚运会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为代表的国际比赛中,我国体育代表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标志着我国竞技体育的水平的实力。
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北京十一届亚运会、1992巴塞罗那奥运会、1996亚特兰大奥运会、以及二十一世纪初的2000年悉尼奥运会、2004 雅典奥运会中国不断取得历史性突破,中国竞技体育高度发展,在世界上处于较为领先的水平,这奠定了中国体育大国的基础。
4.2008年奥运会至今
2008年奥运会我国不仅取得了金牌榜总数第一的骄人成绩,更重要的是在这场奥运会的申办、准备与举办过程中,不仅体现了我国竞技体育的水平、还体现了我国在体育文化、体育教育与科技、体育基础设施等等各领域的成就。
(二)科学的“体育强国”的概念
本文认为“体育强国”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体育本身,由于体育是自然与人文社会现象的统一体,因此体育在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文化进步等等各个领域都有一席之地。在此仅例举体育在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简要说明之。根据功能论的观点,体育运动是社会压力的“减压阀”,因此开展群众体育对于缓解社会矛盾、减轻个人心理压力具有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体育是一个开放的、外延的概念。 结合以上分析,体育强国可定义为“以增强国民体质为本质,体育法制为保障,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为基础,竞技体育为先导,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科技、体育场地设施等方面协调发展,体育事业与国家各项事业紧密联系并协调发展,体育事业总体发展水平相对较强的国家”。
三、体育科学与体育强国关系初探
本文的题目是《试论体育科学与体育强国》,其中“与”字内涵并非意味着对体育科学与体育强国两个概念分别进行论述,进行简单的叠加,而是暗示了二者内在的关系。由于“试论”,仅对两者的关系进行简要地探讨,在探讨中,我们强调体育科学对体育强国的单向关系——体育科学在体育强国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对于体育强国背景下的体育科学,由于篇幅所限,不再赘述。
本文认为,体育强国建设中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体育科学,二是公众,三是政府与社会团体。其中体育科学的地位是理论指导,公众是参与主体,政府和社会团体是引导者和管理者。
下面结合史康成《体育科学的使命与追求》提出的体育科学的使命与本文提到的“体育强国”中的几个核心概念,具体分析体育科学在体育强国建设中的作用。
史康成认为,体育科学应有以下使命:
(一)以社会化为方向,加强全民健身领域的科技进步
这项使命与体育强国建设中核心工作——增强国民体质契合。国民体质的提升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需要系统化的知识——体育科学理论来指导,需要针对我国国民体质与影响我国国民体质的因素进行系统研究,亦即需要体育科学研究,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需要体育科学技术来指导,以达到有限资源的最优化利用。
(二)以技术创新为动力,进一步推动运动训练的科学化
这一点主要对应竞技体育的发展。竞技体育不同于群众性体育和学校体育,是以追求更快、更高、更远为目的体育形式,这里尤其需要体育科学对运动人体科学进行研究,指导科学地竞技运动训练。
(三)以信息化建设为突破口,加强社会科学和软科学研究,大力推进体育决策和管理科学化
针对人均占有量少的原因,需要加强体育经济尤其是场馆经济的研究,调动社会资源与社会参与,大力提升体育设施总量。对于质量低的问题,应该加强体育科学中相应的器材研究,以合理的工程技术手段改进场馆设施。
(四)增强科技实力,提高科研水平,选定有限目标,有所为,有所不为;有选择地在某些局部领域重点突破,努力攀登世界体育科学高峰。
(五)大力加强科学普及工作,使更多的人掌握科学知识,通过自身努力,从而达到体育强国的最终目的。
近年来,有关体育科学研究前沿的探讨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卢元镇教授在第7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上做了有关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研究前沿评述的主题报告。李凤英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等方法研究了我国当前学校体育改革中的几个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朱唯唯等统计了CSSCI期刊的关键词词频,通过被标引最多的前100个关键词的归类分析,确定了当前我国体育学的研究热点。上述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各具特色,同时也表明,体育学者正突破过去以定性分析、主观思辩为主的研究范式,开始尝试运用科学计量学这种新手段来把握体育科学研究动向。而在当前的科学计量学方法中,一种有效获取知识、发现知识和探测知识前沿的新领域与新手段——以知识单元为分析基础的知识图谱和知识可视化方法,正在蓬勃兴起。作为科学计量学最新发展的科学知识图谱是“以科学知识为对象,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种图形,它是以科学学为研究范式,以引文分析方法和信息可视化技术为基础,涉及数学、信息科学、认知科学和计算机科学诸学科交叉的领域”。利用这种研究方法,可将科学前沿领域的海量文献数据信息转换为可视化图像,展示单凭个人经验难以直观获得的学科前沿领域的总体图景、发展态势与结构特征等等。目前,尚未见到该研究方法在体育科学领域的应用。
1数据来源和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全部来源于美国科学情报所(ISI)的科学引文索引SCI和SSCI数据库中收录的3种国际著名综合性期刊——《锻炼与运动研究季刊》《探索》和《运动科学杂志》(以下简称“3种期刊”)。Research Quarterly for Exercise and Sport(《锻炼与运动研究季刊》)创刊于1930年,是体育科学领域最早的一份综合性权威学术期刊,由美国体育教育、健康娱乐与舞蹈协会出版社发行。Quest(《探索》)作为另一种体育科学领域较早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创刊于1963年,由美国国家高等体育教育协会创办并由人体运动出版社发行。根据2008年期刊引用报告(JCR),这两种期刊都是SCI收录的71种期刊中被引半衰期均大于10年的10种国际体育科学期刊。其影响因子分别是1.214和0.677。虽然是国际性期刊,但这两种期刊主要反映美洲的体育科研情况,为了能更客观体现国际体育科学前沿,我们还选择了英国运动科学协会的综合性期刊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s(《运动科学杂志》),它代表了欧洲体育科学研究情况,其影响因子为1.625,5年影响因子为2.296。上述3种期刊的影响因子都较高,反映其学术影响力也较大,因而刊发的论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际体育科学的发展情况。从上述期刊中下载2005年至2009年间发表的全部2528篇论文,数据的最后更新时间为2009年11月28日。
加菲尔德认为科学研究前沿的名称可以从来源文献标题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单词或词组提取出来。关键词是学术论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往往只是3~8个词,在论文中所占篇幅最少,但却是论文的精髓。人们不仅可以利用关键词检索到文献,还可以通过关键词了解到文献涉及的领域和内容。本研究用关键词共词分析法来确定研究前沿,具体方法包括共词词频分析法和共词聚类分析法。蒙纳克认为“共词分析技术就是通过对相关文献的代表性术语之间的连接强度的分析,得到某一学科领域研究发展的方式和趋势。共词分析的一个主要途径是确定这些代表性术语之间的概念图谱或知识网络结构,通过一系列类似图谱就可以相当详细地描述某一学科领域的主题。”词频分析法是利用能够揭示或表达文献核心内容的主题词在某一研究领域文献中出现的频次高低来确定该领域研究热点和发展动向的文献计量方法。共词聚类则是在共词分析的基础上,以共词出现的频率为分析对象,利用聚类的统计学方法,把众多分析对象之间错综复杂的共词网状关系简化为数目相对较少的若干类群之间的关系并直观地表示出来的聚类的过程。通过聚类分析,能把这些关联密切的主题聚集在一起形成类团,表达某一领域分支的组成。
本文在上述方法的基础上,借助由美国华人学者陈超美博士开发,现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绘制知识图谱的可视化软件CiteSpace来绘制3种期刊近5年的高频关键词的共词知识图谱。Citespace是由Java语言编写的基于共引分析的引文网络可视化软件。运行该软件时,可以选择使用关键路径算法或最小生成树算法,对科学文献引文共引网络的路径进行分析和处理,并可以通过显示高频主题词来确定国际体育科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和研究热点。利用CiteSpace软件的关键词共词分析功能,选择的阈值为100,形成了2005~2009年3种期刊出现的100个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的共词知识图谱,字体越大,表示出现的频次越高。同时对现有的100个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并将CiteSpaee软件自动标注的颜色相同的高频关键词放置在一起,目的是将研究前沿领域细分和归类,于是得到20个聚类,每个聚类之间的连线多少代表聚类间的相关程度,根据这20个聚类的连线我们将其分为7个研究前沿知识群,这些前沿知识群亦是当前国际体育科学理论研究的前沿学术领域。我们将各知识群的高频词数据导出,得出了高频关键词和前沿知识群。
2结果与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研究前沿知识群1中,performance(成绩)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出现频率达到180次,它也是3种期刊所有关键词中的第1高频词,其他的高频词还有sport(运动)、soccer(足球)、players(运动员)、skill(技能)、home advantage(主场优势)、decisions(决定)、basketball(篮球)、expertise(专门技能)、acquisition(获得)等。从这些高频关键词可以看出,如何提高运动成绩是体育科学研究者最为关注的课题。这一方面说明随着以高水平的竞技运动为核心的现代奥运会的不断发展,各个国家或地区对金牌的争夺更加重视,如何提高竞技运动水平和运动成绩成为当今
世界各国学者关注的前沿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当今时代,运动成绩的提高越来越需要体育科学和技术研究的支持。此外,体育学者们对足球、篮球和游泳等项目的 心理学研究颇为关注,其中主要涉及运动员技能获得、主场优势与成绩的关系等。图谱显示,与知识群1 联系最为紧密的是知识群2。知识群2几乎全是关于心 理学的关键词,高频词包括knowledge(知识)、skill acquisition(技能获得)、task(任务)、intervention(干预)、motivation(动机)、self-efficacy(自我效能)、achievement goals(成就目标)、anxiety(焦虑)、education( 教育)、coaches(教练)、intrinsic motivation(内在动机)、perceptions(认知)、stress(应激)等。
上述两个知识群的高频词充分体现了运动的心理研究对运动成绩的提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获得理想竞技表现(peak performance)是所有运动训练与体育比赛的目标,也是运动员心理训练的现实目标。运动心理学是研究人在从事体育运动时的心理特点及其规律的心理学分支。是体育科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运动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多是优秀运动员,也有青少年运动员;它也研究群众体育中的心理学问题。各国体育界近年来对运动员心理训练和运动员的心理选拔越来越重视。因为在运动水平越来越接近的竞赛中,心理因素对竞赛的胜败往往起决定性作用,致使心理测量和心理诊断学被广泛运用,各种心理训练方法不断出现。特别是在奥运会中,运动心理学在运动员的心理咨询和训练等 应用服务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虽然我们还不能根据当前的高频关键词来断定2008年奥运会是促使运动心理学研究成为2005年以来的研究 热点,但还是能判断出心理学研究是提高竞技运动水平的主要手段之一,并越发变得重要。
研究前沿知识群3出现的高频词包括:children(儿童)、exercise(锻炼)、adolescents(青少年)、youth(年轻人)、fitness(健康)、energy expenditure(能耗)、physical aetiv-ity(身体活动)、health(健康)、(reliability)信度、responses(反应)、statistical-methods( 统计方法)、validation(验证)、validity(效度)等。如果排除exercise(锻炼)、sport(运动)、physical-activity(身体活动),children(儿童)是第二高频词,出现频次达到了53次。可以认为,儿童是当前国际体育学者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图谱也显示了青少年和年轻人的健康问题与锻炼问题是国际体育科学研究的前沿问题。
随着儿童与青少年超重和肥胖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行,它被世界卫生 组织(WHO)列为21世纪全球性公共卫生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全球有2200万5岁以下儿童超重。儿童超重与肥胖很可能带进青少年和成人阶段,并引发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探究其原因,不健康的饮食和缺少身体活动是造成这一全球性问题的两大主要原因。在意识到饮食和身体活动对预防、治疗肥胖以及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之后,世界卫生组织于2004年5月通过了“关于饮食、身体活动与健康的全球策略”,这个策略包括4个主要目标,分别是(1)通过公共健康行动减少由不健康的饮食和缺少身体活动造成的慢性疾病危害;(2)增强对饮食、身体活动促进健康的意识和理解;(3)形成并实施全球性、地区性、全国性的政策及行动 计划以促进所有部门持续地、全面地和积极地参与改善饮食和增加体力活动;(4)加强有关饮食和身体活动的科学研究。高频词图谱可以表明,从2005年开始至今,世界各国的体育科学研究者利用本专业的优势,积极投入到身体活动与儿童青少年健康问题的课题研究中。
2009年12月15~17日,在世卫组织与法国卫生和体育部合作组织下,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世界卫生组织以人群为基础的儿童肥胖症预防战略论坛暨技术会议”,旨在针对导致发生儿童肥胖多重因素,提出各式各样可能的解决办法,形成预防儿童肥胖症的指导意见。可以预见,身体活动与儿童青少年健康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的研究热点。
研究前沿知识群4中的高频关键词有fatigue(疲劳)、poweroutput(功率输出)、electromyography(肌电图学)、power(爆发力)、heart-rate(心率)、oxygen-uptake(摄氧量)、competition(竞技)、success(成功)、endurance(耐力)、exercise intensity(锻炼强度)、athletes(运动员)。这些关键词说明运动生理学研究是
近年来国际体育科学领域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在现代体育科学发展史上,运动生理学是人们最早从事体育科学研究的学科之一。19世纪,英国生理学家研究了人体在肌肉运动过程中的一些生理学机能特点,至今它一直是体育科学主要研究领域和基础学科,它关注人体在体育活动和运动训练影响下结构和机能的变化及规律,探讨人体运动能力发展和完善的生理学机理,因而是体育教学、体育锻炼和运动训练中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从上述的高频关键词来看,当今国际体育科学界以探讨运动训练中的生理机制为主,而运动疲劳是最受人们关注的研究前沿,它是这一知识群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频次为33次。自从莫索19世纪开始研究疲劳至今的一百多年里,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对运动性疲劳进行了大量研究,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整个科学水平的迅猛发展,各种先进实验仪器、手段不断问世,运动性疲劳的研究有了长足进展,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我国在运动疲劳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突破。田野教授主编的《中国体育科学学科发展综合报告》就全面总结了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绩。此外,肌电图也是国际体育科学界关注的问题之一。肌电图是研究肌肉活动的一种有效手段,通过测定肌肉的生物电活动,可以分析肌肉的生理学特性。肌电图研究起源较早,但它作为运动生理学研究中传统的实验工具仍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近年来,肌电图学进展的非常迅速,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程度也在不断提高。目前这项检查已被公认为诊断和鉴别诊断神经肌肉疾病必备的客观检查手段,是其他任何检查都不能替代的一项检查。
研究前沿知识群5中的高频关键词有:recovery(恢复)、human skeletal-muscle(人体骨骼肌)、metabolism(新陈代谢)、percEived exertion(自感用力度)、carbohydrate(碳水化合物)、endurance performance(耐力成绩)、prolonged exercise(时间延长)、blood lactate(血乳酸)、strength(力量)等。通过这些高频关键词可以发现,这个知识群是有关疲劳与恢复的研究领域,尤其对strength(力量)和endurance(耐力)等体能类项目而言,它显得尤为重要。运动后的疲劳诊断和体能恢复是提高运动水平的重要保障,而运动员疲劳及机能状态监控的方法是关键。自感用力度、碳水化合物等营养补充、延长时间的强化治疗都是恢复的主要方法。
知识群6包含的的高频关键词有:kinematics(运动学)、kinetics(动力学)、biomechanics(运动生物力学)、test(测试)、model(模型)等。这些高频词表示起步较早的运动生物力学研究仍然是体育科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动力学和运动学是生物力学的理论基础,因而在图谱上它们3者的关系密切。运动生物力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体育学科,当前,国际体育学者主要关注该学科在女性运动员、足球运动员、板球项目的应用研究,特别是动力学测量和模型的建构。
知识群7的高频关键词是gender(性别)、injuries(伤害)、impact(影响)、rugby(橄榄球)等。这说明国际体育学者尤其关注橄榄球运动的损伤与性别差异的问题。橄榄球运动中,运动员在肢体接触上较为激烈和频繁,且动作幅度较大,较其他球类运动容易发生伤害。近几年来,橄榄球运动发展迅速,使其在2009年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1届全会上获得通过,正式成为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的比赛项目。而女子橄榄球运动是一个起步较晚的新兴项目,第一届世界女子橄榄球锦标赛于1991年举办。起步较晚加上女子橄榄球运动员在身体形态、身体机能、身体素质等诸多方面与男子运动员存在差距,使得女子从事橄榄球运动时的损伤问题备受各国体育学者的重视。除了上述7个主要的研究前沿领域外,当前国际体育学者们还在网球准确性、游泳协调性等方面做了较多的研究。
科学知识图谱与可视化技术是基于科学计量学的引文分析方法,以及信息可视化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兴研究领域,是当前国际科学计量学领域热门的方法之一。CiteSpace可视化应用软件是处理文献数据和绘制科学知识图谱的最实用的工具之一,能辨识和探测学科知识领域研究的热点,可视化程度高。高频关键词承载着一个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动向,通过高频关键词绘制的国际体育科学研究前沿知识图谱,让我们直观地看到当前国际体育科学的研究前沿主要集中在7大领域,即运动成绩研究、运动心理研究、儿童与青少年体育锻炼与健康研究、运动疲劳研究、运动恢复研究、运动生物力学研究、橄榄球运动损伤研究。
同时,本研究存在几点局限性。其一,数据来源只选择了3种综合性期刊,使得数据的来源具有局限性,
特别是关于体育哲学、体育社会学、体育史学等体育社会科学的数据量较少;其二,SCI、SSCI收录体育期刊的语种存在着不均衡现象,大多数为英文期刊,导致一些非英文发表的前沿研究成果没有收录和统计在本研究之内;其三,SCI和SSCI涉及的体育期刊中美国本土期刊最多,虽然美国的体育科学代表了世界体育科学发展的主流,但不免存在地域局限性;其四,SCI、SSCI由于自身的期刊计量问题和收录标准问题还没有收录一些新创办的体育期刊,如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Communication(《国际体育信息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Policy(《国际体育政策杂志》)等,这些新创办的期刊体现了新兴体育科学研究的发展前沿。综上所述,今后的研究应进一步扩大期刊选择的范围,才能更加全面和准确地了解国际体育科学的研究前沿。
摘要 为使人们正确认识体育锻炼并参与其中,用自己的观点论述科学体育锻炼的方法及益处,从而使人们缓解工作压力,使身体和生活更加健康。
关键词 体育锻炼科学步骤
当今,社会的快节奏和市场经济下的竞争使得社会成员身心负担较重,或没有时间、精力参与体育锻炼,或即使有精力参加锻炼,也没有一套科学、有效的锻炼方法,处于盲目状态。 为了提高、改善人们的锻炼水平和锻炼质量,笔者把自己总结的经验和观点阐述如下。
一、让体育锻炼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本人曾参加过社区体育锻炼指导工作,从指导工作中得知,影响成年人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原因有工作忙、没有场地、缺乏指导、没有兴趣、家务重、体育意识淡薄等。这些理由,客观地反映出人们对参加体育锻炼的态度。实际上,对于许多人来说,体育锻炼这个词似乎还是一个陌生或可怕的词,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锻炼,或者锻炼身体是一件被动的事情。 事实上,当我们遇到超负荷的工作倍感压力时,体育锻炼通常是我们缓减压力的最有力的方式和方法。当我们生活上和感情方面不顺心时,体育锻炼同样是可以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调整情绪的良方益药。
我们应该认识到工作忙、没时间、没有场地、缺乏指导等等,不应当成为不参加体育锻炼的借口。为什么我们参加体育锻炼时还要和自己讨价还价呢? 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养成习惯。 当我们把体育锻炼作为我们生活的习惯后,就不会想那么多,每天健身活动就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了。 努力使体育锻炼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健康地生活。
二、参加体育锻炼应遵循的步骤
常言说:“生命在于运动”,其实应该准确地讲 “生命在于科学运动”。参加体育锻炼不仅要有计划、有目的,更重要是应遵循科学的步骤,这样就会事半功倍,真正达到预期效果。
1.准备活动
准备活动是指在做主运动之前的热身运动。热身运动有许多目的,一是使人体从休息状态过渡到能量高消耗和主运动中的大运动状态;二是把心率从休息状态逐步增加到既高又安全的状态,为剧烈运动作好准备;三是为体能运动在身体上做好生理和心理上的准备,不仅是为了提高运动效果,而且还是为了减少受伤的可能。正确的热身运动可以防止或减少神经紧张和肌肉拉伤、酸痛。热身运动能使身体和肌肉温度升高并具有很大的柔韧性和伸展性,它还能提高人体的运动能力。热身运动所需要的时间根据个人情况而不同,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长。一般地说,热身运动为5 到 15 分钟,这是由你的身体感到放松,并且开始出汗的时间长短所决定的。天气越冷,那么热身运动就应当越长。通常的热身程序包括慢跑、放松跑,健身自行车、划桨机或其他轻负荷的有氧活动。这需要持续一段时间和一定强度,以不感到疲劳为度。
在一定程序上讲,热身运动自然要与你将进行的主运动相关。例如,如果你想长跑,你可以小步慢跑10分钟,而不是踏健身自行车或用划桨机做热身运动。你想让你的热身运动更适合于你的健身运动,你可以请具有专业知识的教练为你制订热身运动的程序和内容,并且还可以通过控制自己的心率来掌握热身运动的强度。热身运动的完成与自己准备进行的主运动之间相隔不应超过10分钟。
2.伸展运动
当我们做完热身运动后,就可以做伸展运动了。 伸展运动一般要用 4 到 7 分钟。这要根据个人的年龄和身体的灵活程度来安排。随着年龄增长,做伸展关节、肌肉和韧带练习的时间就应该越长。通过伸展运动,能够增强人体各关节、肌肉和韧带的柔韧性和伸展性,能全面提高人的身体健康水平。
柔韧性和伸展性是人体体质水平的重要素质。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本身的柔韧性和伸展性天生就好,或年幼的时候有较好的锻炼,所以,他们身体的柔韧性和伸展性很容易练好。而对在年幼时候缺乏较好锻炼的另外一些人则并非那么轻而易举,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而到成年后即便想练,也不可能达到较好的效果。不善于做伸展运动,常常跳过伸展运动而直接进入主运动。
一定形式的健身运动既可以提高也可降低肌肉的柔韧性和伸展性。慢跑和小跑可能会把腿部肌肉拉紧。举重除非锻炼得法,否则会降低肌肉的柔韧性和伸展性。有专家认为,高冲击力的有氧健美操也可能降低肌肉的柔韧性和伸展性。对于那些长年参加自行车运动的人来说,股四头肌经常处于紧张状态,而使其肌肉伸展性减弱。基因遗传在人体的柔韧性和伸展性方面起着主要决定作用,但如果你学习了正确的方法,每个人都能提高自己身体关节、肌肉和韧带的柔韧性和伸展性。良好的身体柔韧性和伸展性提高了避免伤害的能力。由于良好的柔韧性和伸展性容许关节大范围的运动,韧带和其他骨胶质组织就不易紧张和撕裂。
良好的柔韧性和伸展性可以容许各个方面的自由运动; 相反,过度柔软也必须避免,因为关节松弛的人易产生错位和其他伤害。 极度柔软没有太大价值并可能在某些角度导致关节软弱。 柔软性,就像强度一样对于关节以及其周围的组织很特别,它对每一个人来说都不一样。 伸展运动能提高身体的柔韧性和伸展性,并使自己感觉良好。正确的伸展运动方法应是放松、持续(静止)、集中于肌肉的伸展运动。而错误的方法是随意弯曲自己的关节,以导致关节疼痛和肌肉拉伤。当你做伸展运动时,保持伸展运动动作静止10 到 15 秒钟,每次都这样做,这叫做所谓的静态伸展。 保持静态的伸展姿式,也就是使某个关节在某一点保持不动,而在这个点附近的肌肉和组织被最大可能的拉长。 如果应用静态伸展运动,其受伤风险是很小的。
综上所述,有了良好而科学的体育锻炼,会使我们的身心有个较好的提高,经常进行科学的体育锻炼,会使我们的工作生活更加愉快。
参考文献
[1]田麦久.运动训练学教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吕雪松.论体育锻炼与健康的关系[J].科学咨询,2010,(6).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质与现实批判之间的价值关系,将为我们全面而系统地理解当代哲学自我革命的理论背景、根本旨趣和当代意义,提供一个十分重要的考察视角。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简析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质及对其研究方法的反思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质不仅在于它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超越,而且更在于它有一种否定自身的革命精神包含在其理论体系中。也正是由于这一革命性质,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不断的紧跟时代步伐,做到自我创新;也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够和具体的科学不断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法却没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它的产生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带来了胜利的曙光。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通过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面貌以及其内部存在的根本矛盾,从而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在这里,构成马克思主义内容三方面都对世界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仍然焕发生机,但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应与时俱进。在跟进时代步伐的节奏时,值得提到的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要想与时俱进,首先应是从哲学这里开始。因为哲学是马克思主义通观全局的指导思想,只有作为指导思想的哲学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其他方面的理论思想才能不断创新与超越。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做到与时俱进就是因为其自身所具有的革命性质。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对世界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和变革,也正是由于自身所具有的革命性质,不断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紧跟时代的脚步,汲取其他学科的优秀成分,促使自身不断的创新与发展。而在当下各个学科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时代背景下,加快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学科相互融合也成为当下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重大趋势。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变革和理性再造的实践活动
历史上的任何一场社会变革都会产生一种新的思想,而一切有积极意义的思想又都会引起一场划时代的社会革命。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背景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19世纪40年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 它的创立是人类思维运动走进一个崭新时代的重要标志。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哲学革命的完成者。这场具有非凡意义的思想革命, 实现了人类认识史和思想发展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 使之无论在理论体系的内在结构上抑或在研究主题与基本对象上、无论在其本质特征与价值取向上抑或在其现实功能与根本使命上, 处处都张扬着有别于以往任何旧哲学、旧思想的一种革命性姿态。从其精神指向上看, 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像以往哲学那样,一味单一地、死板地描述世界和解释世界, 而是倡导人们去改变世界和创造世界。它强调:现实生活的人们需要用一种革命性的态度和精神去面对各种理性前提和现实生活世界, 反对只在纯粹的思想领域进行的所谓改变意识或是变革。“认为那些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革命词句, 实质上连现存世界的一根毫毛都不曾触动, 相反, 而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 也就是说, 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诚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讲到:以往的哲学家都只是在探讨怎样认识世界,但重要的改变世界。”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否定性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以往旧哲学的颠覆具有彻底性与毁灭性。 不仅终结了它的理性前提和现实基础,而且还在方法论上完成了一次革命性的断裂。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对现存世界不能从心灵出发进行抽象,因为从心灵出发解释虽然是对人类自觉能动性的高扬,但是却不能正确的揭示世界原本的面貌; 也不能从客体出发进行纯直观式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感性直观,而要对现象进行理性沉淀。它认为对于世界,更重要的是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进行实践性的理解。换言之,就是要从人与外在世界的否定性关系上去进行革命性的理解。现存的感性世界不是一开始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样子,它既是我们人类世世代代劳动的结果,也永恒地处在革命性的变革实践中。这就要求我们对它在肯定性的理解中又作否定性的理解, 实质上就是将之置放于整个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进程中作暂时性的理解, 这种理解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革命立场。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 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 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 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 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 按其本质来说, 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正如前文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质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不断的创新与发展,而当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仍然存在某些不当之处。基于以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内涵的分析,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问题的重新反思仍是有必要的。本人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必须符合其自身特质的要求,而其内在的革命性要求我们对其研究的方法应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跨学科的对话与整合,即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必须与其它学科展开充分的交叉融合,从而推动自身的发展。与其他学科的渗透与融合必将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各类学科发展的不可逆的整体趋势。例如:代表学者衣俊卿认为有必要“建立起哲学和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同盟和有机联系” [3];而孙麾则认为“把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和哲学完整的结合在一起,是我们把握马克思思想实质的基本框架”。因此,我们应该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跨学科整合和对话的原因,明白其原因,我们就可以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与可行的方法。
(一) 跨学科研究的原因
本人认为应从以下两方面来找寻答案。第一,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根本性质出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的精华对以往传统哲学的超越,主要是把具体科学及人类的时代精华包含了自身体系之中。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会引发一场哲学革命是因为自身所包含的“文化逻辑”。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纯粹哲学,而是时代文化精神的精华。正因为其自身拥有一种文化逻辑,因此,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不完全是“纯哲学”的( 特别是在哲学的传统意义上),而应该是跨学科。就现实状况而言,按照学科分类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能被划入到任何一门“一级学科”里面。它自身不仅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也自身也包含其中,然而,这些所谓的“一级学科”并不能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更为遗憾地是,无法被“一级学科”包含旗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却划入了哲学、法学等“二级学科”的门下。直到2005 年,教育部决定“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一个合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才得以成立。因此,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所具有的跨学科的特质而言,对其研究就应该也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并且此方法应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性方法。
第二,就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来看,对于上述研究方法并未给予重视。比如“回到文本”、“以西解马”等研究方法,这样的思路仍然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局限于某个具体的区域进行研究,并不能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跨学科融合的目的。不仅如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也遭受到各个具体学科领域的阻碍。我们可以先不讨论产生这种阻碍的原因是什么,但如果任由这种矛盾长期存在,那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必然是不利的,甚至会产生严重后果。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整合是历史发展的重大趋势,那我们究竟怎么样做才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呢?我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二)展开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第一,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学科的和谐关系,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吸收和借鉴具体学科的研究方法和重大优秀理论成果。具体说来,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实现人文学科领域的跨学科整合,同时更要必须汲取和吸收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理论成果。早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对当时的自然科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将其加入到了自己的学术理论中,这样才实现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创造。然而,当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却忽视了这样的一个研究过程,学者们都局限于自己的学科领域,对当下自然学科的重大成果并未给予过多的关注,这样的现状,使得要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精神难上加难。因此,当下我们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行式进行相应革新,就应该在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文科学领域的融合,更重要的是不断增强吸收和借鉴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和重大优秀理论成果。
第二,对于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该跳出中国哲学的藩篱站在中国以外的角度去审视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法。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学术界已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中心论进行了批判和改造。但是正如有些专家学者指出的那样,我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过多的注重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其成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主要的学科力量,甚至把中国文化放置在世界文化的中心位置。
诚然,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中国化的途径中是必不可缺少的文化根基和土壤,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过多的倚重中国传统文化,必然会使得对其的研究所吸收的学科仅限于中国传统哲学一家。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都将导致马克思哲学研究所借助的学科领域基本上限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并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扩展到更广泛的文化思想领域和具体的自然科学。因此,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应该先实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身处全球化的中国当代现实紧密结合。当然,这样的结合并不是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中心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二者不能混淆。
对于跨学科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意义,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讲述。
第一,跨学科整合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保持与时俱进的内在精神,使其成为当下时代的精神精华。对于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必须以当下日趋扩大化的全球化作为时代语境,对于当今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作出积极的回应和解答。因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不能牢牢抓住所处时代的问题主题,这样的哲学早晚会被历史的洪流所带走。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革命性质赋予了其自身能紧跟时代步伐。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具体科学的现实成果,对其成果加以扬弃,才能真正的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与时俱进,永葆时代精神的精华。
第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有利于对我国已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提升和创新。在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有很多,比如“问题式研究”,其主张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对当今时代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解答和攻克,重新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下现实的关系。而当代知识文化的积淀和具体科学的重大突破,也为在二者之间的联系搭起了一个重要的桥梁。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能在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中全面渗透,从而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名副其实地时代精神的精华。
综上所述,在时代的变迁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不断汲取其他学科的优秀成果,各个学科相互整合,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和发展,诚如恩格斯所讲:“唯物主义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换自己的存在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针,更应做到与时俱进,因此,我们在这里探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的跨学科,必然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整个哲学山峰上永远屹立在最高处,散发着最耀眼的光芒。
相关文章:
浏览量:217
下载量:0
时间:
中国哲学是世界几大类型的传统哲学之一。它致力于研究天人之间的关系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人性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别重视哲学与伦理的联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走向与方法论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对于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哲学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关于哲学这一学科,西方一些先进的国家最先将哲学这一理论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中国虽然也有几千年的哲学史,但是其正式发展成为一门学科的时间却仅仅只有几十年。在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当中,哲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对于这一门学科需要投入更多的研究。
从后现代主义来定义,哲学就是创造概念的一种学术。因此,哲学对于人类而言是一种最为重要的精神活动。哲学可以帮助人们解决人们在自然的生产活动当中所面临的一切自然问题和社会问题,而这一切活动都是通过为人类提供理性基础和价值资源来实现的。在哲学的发展历程当中不得不提到哲学史,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极为密切的联系,因此对哲学史的走向和方法论进行研究,将更加有助于人类理解哲学这一门学科,这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影响。
20世纪初,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立起来的标志是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开始借鉴西方的研究模式来进行研究。在这本书中,胡适借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思想,从孔孟哲学开始讲起。胡适的眼中,他认为哲学可以分成宇宙论、知识论和政治哲学、宗教哲学、人生哲学等,而哲学史是为了明确变化、找到原因和进行评判,体裁可以分为通史和专史等,史料有副料和原料之分,中国的哲学则可以分为从老子到韩非的古代哲学、从汉朝到北宋的中世哲学以及明朝以后的近世哲学。但是胡适的这一理论并没有得到当时所有人的一致赞同。
冯友兰在1930年发表了《中国哲学史》,他不认为直觉方法就是哲学方法,注重哲学中的论证价值,把中国哲学史划分为汉朝以前的自学时代和汉朝以后的经学时代,把哲学分为宇宙论、知识论和人生论,宇宙论可以分为狭义的宇宙论和本体论,知识论分为狭义的知识论和狭义的伦理学,人生论分为狭义的伦理学和心理学。对于西方的哲学,冯友兰认为可以用来补充中国的哲学史。再往后,张岱年提出了哲学的六大特点,着重突出了中国哲学独特的特色。无论是胡适、冯友兰、张岱年还是后继的研究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哲学史一直都只是借鉴西方哲学,没有很好的阐述出中国哲学悠久的历史和中国哲学独特的特点。
1950年以后,《中国思想通史》的出版是中国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来总结中国传统思想,并且将哲学思想、社会思想和逻辑思想这三者结合起来,坚持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用唯物主义观和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论述了中国的古代思想,这一举动大大推进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进程。唐君毅先生在探索时期对于哲学的研究与很多人都是存在差别的,他所研究的哲学主要阐述的是古代人的哲学思想,但是在此同时又穿插进了著者的哲学,因此,我们可以说,唐君毅先生所研究的哲学是具有全面性的。他的哲学是真正符合中国近代哲学方法论以辩证的观点看问题这一原则的。
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书中说过:“为了能更加深刻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必须要学习哲学史,树立正确的唯物辩证主义世界观”。在中国探索时期,中国的哲学史是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方式来阐述中国哲学,这种方式加深了人们对中国哲学史的认识,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还存在着片面化、简单化以及政治化,造成中国哲学失去了原本的模样,并且当时的中国学界也没有真正的理解透中国哲学史,只是一味的批判原有的哲学遗产,导致对中国哲学的研究道路变得越来越狭窄,甚至后面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
改革开放实行后的第一年,中国在山西太原召开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谈论会,这次讨论的重点是在哲学史研究过程中的方法论问题。通过这次讨论会的召开,中国重新回归到了列宁的认识观,即哲学史是整个认识的历史,是中国先前的哲学者对于整个宇宙和社会的认识。到了1980年以后,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才开始步入正轨,呈现出一片繁荣的局面。在这个时期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逐渐贴近中国哲学本身,研究论著也在不断的增加,同时还加大了对断代史的研究,比如对先秦哲学史的研究、对宋明理学的研究、新儒家哲学史的研究等,影响较大的论著主要有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论》、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等。
同一时期,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还原了中国哲学的原始面貌,真切的展现出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将逻辑和历史两者统一起来,对中国历史上的哲学、传入中国的西方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在对这三者的再认识基础上才产生了中国哲学史的考察走向。由此看来,对于同一时期的不同哲学,应该在相互的比较中找到差距,争取做到互相弥补,求同存异。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社会主义实践,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越来越多样化,这样有效的促进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创新。
我国的社会正在不断的发展,历史的脚步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国哲学史走向和方法论的研究也在不断的向前进步。西方哲学虽然发展较之中国快,但是对于中国的哲学研究发展,只能充分的吸收和借鉴西方哲学史的精华部分,不能全然的照抄照搬。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走向和方法论应该具有独特的中国特色,相信在21世纪,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将会更加繁荣多彩。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走向与方法论】相关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在东方,哲学一词通常用来说明一个人对生活的某种看法(例如某人的“人生哲学”)和基本原则(例如价值观、思想、行为)。而在学术上的哲学,则是对这些基本原则的理性根据的质疑、反思,并试图对这些基本原则进行理性的重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方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方法可以细分为诠释的方法和转换的方法两个部分。诠释的方法以朱熹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为例,借助黄俊杰先生提出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主要探讨了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过程中的经典诠释方法:一方面侧重语言性的分析,对核心概念的训诂及其在哲学发展史流变过程中不断丰富的内涵的把握;另一方面侧重对诠释者的“历史性”的分析,把握诠释者在不同的时空情景下的诠释言论的具体意义。
成中英先生在《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文化》一书中曾指出哲学是民族文化中的核心部分,而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产物。我们生为中国人,浸濡在中国民族文化生活的基本方式里,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进一步的认识这种文化的精神这种文化的意义呢?作为一个慎思明辨的中国人,我们是无法逃避发掘及发扬自己历史智慧与民族智慧的责任。[1](P3)
可以说,中国哲学典籍承载着中国哲学的核心价值,作为经典文本,维系着一个民族得以安身立命的根基。它主要是指周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元典文本,如后代所称的《五经》《四书》《荀子》 《老子》《庄子》《墨子》《公孙龙子》等,及汉以后相关的子集,同时也包括魏晋南北朝之后传入中国的佛学典籍。以儒、释、道三家为主体,兼及其他诸子百家的中国哲学典籍,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亦如西方的《圣经》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经典哲学著作一样,更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是关乎一个民族哲学文化的传承、交流、发展的大事, 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参与全球文化交流的一个极好途径。”[2](P3)能够促进中西文化的会通,从而构建“和而不同、相得益彰”的文化多元化的全球文化格局。中国哲学典籍兼及儒、释、道三家。
如果按照冯友兰[3]的观点,把中国哲学史大致分为子学和经学两个时代的话,那么,自孔子到淮南王的子学时代主要是中国哲学的原创期,这一时期产生的经典都是元典,以儒学典籍为例,主要是《五经》《论语》《孟子》《荀子》等;而自汉代的董仲舒以来,中国哲学就进入了对元典的持续性的阐释过程,不断创造新的经典。如宋明理学中,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王阳明的《传习录》《大学问》等。这些经典首先是“产生经典的那个时代的各种典章制度、社会活动、文化观念的历史记载”[4](P74),是经典作者在特定时空的产物,而经典的诠释者又处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其诠释必然带有时代特征。经典诠释者的历史性既能帮助诠释者更好地发掘元典隐而未发的内涵,从而构建新的哲学体系,产生新的经典,但也有可能会曲解或过度诠释元典的内容,正如刘笑敢先生所言:“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典型形式是以经典诠释的方式进行哲学体系的建构或重构,这一方式包含着‘客观’地诠释经典的‘原义’和建立诠释者自身的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和紧张。” [5](P31)
由此可见,如何安顿好诠释者的历史性是一个严肃的方法论问题。国内许多学者都意识到中国哲学典籍的特殊性质,从而提出了相应的原则和翻译方法,如崔永禄(2007)提出中国经典外译的几个原则性问题:一是注意保留中国文化的特征和原貌;二是译文要能体现中国文化艺术和语言创作的水准;三是注意语言流畅,具有较大的可读性。[6](P43~46)郭尚兴(2010)指出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原则应该是保持文化个性,力求形神兼备,减少文化亏损;平衡语用效果。[7](P138~142)杨平(2012)认为中国哲学的译介应该避免____化、西方哲学化或文化利用型翻译途径,采取文化还原式的翻译策略如音译、创译和综合翻译等方法来彰显中国哲学的特质和财富。[8](P77~87)
作者认为,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方法以对经典的正确解读为前提,而后才是如何把这种解读的含义更恰当地转换成英语。而在解读的过程中要以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要对关键的哲学概念或术语进行历时的考据:包括音读、训诂和名物的考辨,并且比较同一概念术语在相应体系内不同的发展阶段的诠释意义,以及同其他哲学体系内同一术语的诠释意义的差别;而思想史的诠释方法则强调从诠释者所处的历史脉络中把握经典的具体含义。在对经典的正确解读的前提下,要从比较哲学的视角出发,注重把体现中国哲学思想特色的概念转换成能与西方哲学文化平等对话的概念体系,使中国哲学可以早日真正成为世界哲学文化的大家庭中的一员,从而形成“和而不同、相得益彰”的全球文化格局。
(一)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诠释方法
对中国哲学典籍的正确解读,是翻译的第一步。首先要求我们对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整体脉络有较为清晰的认识,特别是要认识到中国哲学典籍正是在对元典的持续性的阐释过程中不断产生的经典文本。因此,从哲学概念和诠释者的历时性上考察经典文本,把握元典文本的“客观原义”以及在其后历代诠释者的“诠释意义”。要把经典还原到相应的历史背景中把握其含义,即采用“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9](P20)。
所谓“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以儒家经典为例,是指紧扣儒学史中的重要概念或术语,一方面潜回元典对这些术语进行音读、训诂以及名物的考辨与疏通,理解其基本的概念意义,即是中国传统的考据之学,另一方面观察同一概念或术语在儒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诠释意义,及其同其他哲学派别之间的差异。“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是把对经典的诠释,放置在诠释者所处的历史脉络中加以分析,“从而将经典诠释者身处的时空情境,及其诠释言论的历史背景与具体含义加以解明。”[9](P15)下面就以如何理解朱熹的著作为例,用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具体探讨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诠释方法。
(二)对朱熹理学的“概念史”诠释
朱熹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功不可没,他通过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元典的重新诠释,才有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四书》,并且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概念的哲学体系,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朱熹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明确提出解经方法的哲学家,他不仅注重义理的发掘,同时也没有摒弃对章句的训诂,潘德荣[10](P57)认为朱熹把“意义整体的圆融和谐确立为对经典的理解之方法论的基本原则”。
朱熹的哲学著作包括《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朱子语类》等,都是在对元典文本的深入阐释的过程中,发展出的新的哲学理念,因此,诠释朱熹的哲学思想,必须要潜回到相应的历史背景,把握儒学动态的发展过程。作为典籍英译者,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典籍的诠释者,特别是经典的跨文化诠释者,但我们的任务不是像朱熹那样的哲学家,要去发展或建立新的哲学体系,而是要努力做到如何忠实地再现不同历史阶段的哲学典籍的内涵,并且要立足当下,使中国哲学典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参与世界哲学之间的对话,使中国文化的精神在异域发扬光大。
朱熹把理学的主要概念:理、气、心、性、天理等都全部融入对《四书》的注解之中。如《论语?为政》中,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朱子的解释是:“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11](P56)此处朱子以“理”解释天命。又如朱子对《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一句的注解是“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形成,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意味建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11]其中,朱子以“理”来解释性,从而树立了一个由理主宰的形而上学的世界。对朱熹所说的“理”这一基本概念的理解一定要放在整个哲学发展史的背景下进行,这就是黄俊杰先生所说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
《四书章句集注》中出现了高达364个“理”字。而“理”字并未在《论语》中出现,直到战国中后期,孟子才将“理”“义”并举,“心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木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 “...What is it then of which they similarly approve? It is, I say, the principles of our nature, and the determinations of righteousness.”[12](P478~479)可见,孟子将“理”与“义”并举,同时作为道德的准则来理解。荀子也讲“Propriety is unchangeable Principle.”肯定物之理是可知的。
《庄子?内篇》中庖丁解牛的故事,有“依乎天理”的说法,所谓天理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但是荀子和庄子并没有提出对“理”的解释。《韩非子》的《解老》篇对“理”做出了解释:“理者,成物之文也。”又云:“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13](P40)所以,韩非子对“理”的解释是物体的外表形式的区别所在,这可以理解为“理”的基本含义,与《庄子》中的“天理”不同。魏晋玄学家郭象则认为“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物物有理,事事有宜”[13](P41),郭象认为每一个事物都是独立存在的,此物是此物,彼物是彼物,都是必然的,这个必然性就是理。在宋代儒学家那里,“理”变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范畴。张载认为“气”的聚散攻取中“顺而不妄”者就是“理”,阴阳之气的相互作用和推移就是“理”。可见张载以“气”为根本,“理”是气化过程的产物而已。二程则认为“理”为世界的最高本原。
所谓“天者理也”。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观点,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 “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有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14](卷一),同时,朱子又说:“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同上)“理”此时又有了自然规律的意义,又说,“理则为仁义礼智。”(同上)可见,朱子的“理”又有道德标准的意义。郭尚兴先生在《汉英中国哲学辞典》中对“理”的翻译如下:“理:Principle, Logic, Truth [15](P561) 理学:Neo-Confucianism[15](P563)程朱理学:The School of Principle represented by Cheng Yi and Zhu Xi [15](P563~564)。”
作为当代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者,我们一方面先要回归元典,从中找到核心概念的训诂学意义,其次要从典籍中的核心概念的演变发展史中把握其丰富的内涵,这也是黄俊杰教授所说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除此之外,还要注意经典诠释者是在哪一种具体的历史脉络或情景脉络中解读元典的,这对经典的理解大有裨益。
(三)对朱熹理学的“思想史”诠释
朱熹所处的南宋时期,经过了唐末的藩镇割据,君臣父子的篡夺残杀,儒家的伦理纲常早就受到了极大的摧毁。加之,宋朝之前佛道两家的本体论思想皆有阐述,而儒家思想却恰恰缺少某种本体论思想的提炼和系统阐述,在汉唐时期主要停留在训诂、注疏的层面,很难与佛老思想从本体论上抗衡,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十分被动,时代呼唤有人担当此重任,为儒学的发展披荆斩棘。
朱熹的“天理”论正是在新的形势下,通过对《大学》《中庸》《孟子》《论语》《周易》等儒家经典的注释,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建构了一个以“无极”“太极”“天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大大丰富了中国儒学的本体论思想。可以说,朱熹对经典的阐释是当时时代的要求,是带着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问题而质询于经典,是用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观念来理解、复述经典中的思想文化观念。他把《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单列出来,并与《论语》《孟子》合并,称《四书》,虽然也遭到许多学者的批判,但无法否认的是《四书》经过朱子之阐释,已经成为儒家乃至整个中国哲学文化的核心经典文本。
究其原因,朱子对儒学经典文本的重新选择和编排,正是应时代之要求,对儒学之新发展。与汉儒以《五经》为核心经典的儒学体系不同,《四书》的主要内容涵盖了更为广泛的政治、伦理、教育等方方面面,囊括了天道、纲常、心性等概念,而朱熹就是根据时代的要求,对这些理念进行了更加系统化和哲理化的阐释,构建了一个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思想体系。“理”既是作为整体的“理”,抑或是“太极”,所谓“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同时,理又存在于借助于“气”而派生的每一具体事物里,所谓“本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14](卷37)
朱熹的理学无疑是应时代的要求对经典的合“理”化阐释,体现了对经典的继承性及其自身鲜明的时代特征。朱熹因诠释《四书》而建构的理学思想,体现了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主干的儒家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复兴的时代要求,同时也实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创新,使儒家学说上升到一个更高思想理论层次的社会需求。[4](P79)
(一) 回顾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方法
理解之后,就是表达,即如何把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典籍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转换成以英语语言为载体的哲学文本,这是中国哲学进入当代世界哲学体系的时代诉求,同时也是弘扬民族文化,稳固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身份的重要步骤。回顾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主要方法,受到英译者本身文化身份的局限(20世纪之前大多由传教士和汉学家完成),他们的翻译方法从带有传教目的的某种“儒耶杂糅”的方法,再到学术性的研究方法,20世纪50年代之后,更多的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根据安乐哲的总结,中国哲学典籍,早期是以“天主教化”和“____化”的形象被西方读者所熟知的,后来又被“东方化”,到现在又套进了某种“诗化、神秘化的框架里。”“The Chinese philosophy that Western readers are familiar with at the beginning was ‘Christianized’, and then in more recent times it has been ‘Orientalized’, but even more so it has been poeticized, mystified, and infused with mysterious perspectives.” [16](P81)
迄今为止,西方哲学研究视野中关于中国哲学的探讨,“往往是将中国哲学置入与其自身毫不相干的西方哲学范畴和问题框架中加以讨论。”[17](前言P5)作者也认为:把中国哲学典籍视为一种西方哲学传统的附属物,就完全遮蔽了中国哲学的特质。因此,我们要探讨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方法,首先要从认识论上避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负面影响,强调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我们的哲学典籍不能只局限于自身文化内部的发展,更要参与到当代哲学的对话中,既要找到对话的共同背景,也要对差异性保持敏感。作者注意到安乐哲和郝大维提出的比较哲学的翻译方法正符合这种认识论。
进而观之,比较哲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体现了一种哲学的诠释方式:一方面通过对元典的解读,构建《论语》的哲学语境,再在该语境中进行文本的诠释和翻译。这种翻译并不是传统的从文本诠释到文本翻译的线性过程,而是先从文本出发构建出理论体系,再返回文本结合已构建的体系进行诠释和翻译。[18](P135)朱熹在对经典的阐释过程中构建了一个以“天理”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他从元典文本出发构建理论体系,再在该语境中返回元典,结合理论体系对元典进行诠释。既有训诂的发掘,又有义理的阐释。这和安乐哲比较哲学的翻译方法的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并且,安乐哲还在这种认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翻译“策略性框架”,尤其是对中国哲学概念或术语的翻译,具有启发意义。
(二)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策略性框架”
安乐哲在《和而不同:中西哲学的会通》中,提出了翻译中国哲学典籍的一套完整的策略性框架:“包括阐释性的介绍,不断演进的关键哲学术语词汇表,校对过的中文原文,以及与原文相对应的自觉自明的译文。”[17](P6)其中,阐释性的介绍是指在译文之前的序言部分,对典籍文本所体现的中国哲学的特色的介绍,对文本本身的成书背景、作者及其主要哲学思想的介绍。
哲学术语词汇表是该典籍中出现的关键哲学术语的中英文对照表。而自觉自?的译文主要是强调,虽然译者本意是要尽可能地从中国哲学语境出发,忠实地传达中国哲学的原始内涵,但是,由于译者自身受到特定时空的局限,总会带有某种伽达默尔式的偏见,这是理解异域文化的一个前提,而不是对文献的曲解,由于缺乏自觉自明的意识,翻译者意识不到他们自身伽达默尔式的偏见,所以不得不求助于辞典。辞典自身是渲染着严重文化偏见的油彩。这样的译文不是背叛了他们的读者一次,而是两次。
“正如每代人都会有选择地继承先哲们的思想,并以其自身的形象来重塑先哲,每代人都会根据其自身的需要来重构世界古典哲学经典。当然我们也毫不例外地受到特定时空的局限。即使对中国古典哲学文献最浮光掠影的理解,哪怕只是谱系式的合历史主义的理解,也要求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局限。这种自觉自明绝对不是要曲解文献,反而恰恰是要去理解文化的基本前提。” [17](P6)
(三)关键哲学术语的翻译方法尽管许多西方学者,如史柏嘉(Schaberg 2001)、郑文君(Cheang 2000)等都对安乐哲的哲学术语翻译方法进行了批评,但作者认为无论结果或效果如何,安乐哲的方法都是对中国哲学术语翻译的一次有益尝试,开辟了新的翻译之道。
[JP+1]安乐哲认为“现存翻译模式是建立在使用标准英汉词典和默认一个未经反思的假设的基础上的,这个假定就是‘字面的’翻译必定是准确的。那些不假思索,最先跃入脑海的感觉很舒服的,最符合西方语言习惯的,被大家视为最贴切的翻译,其实都是给中国哲学典籍强加上了与其文化无关的西方文化预设,有意无意地将一个文本从其历史和人文背景中剥离出来,移植到一片哲学水土完全不同的土地中,这是在任意利用该文本,并且完全不在意篡改其根本。相反,将文本置于其自身环境中相对保守地加以定位,即使不能尽善尽美,亦可心向往之。”[17](P7)安乐哲拒绝使用传统的词典中的词汇表,选取了一些具有颠覆性的,不符合西方这哲学传统的日常语言词汇,从而更好地保留中国哲学的特质。[JP]
“德”的诠释和转换,安乐哲首先认识到该词在中国哲学语境中具有表达某种事物和个人的个别特征,而带有某种本质主义的西方哲学式的词汇“virtue”不能表达此种含义,并且容易令人联想起“freedom”等词汇。而用“power”则有“强制”的意思,与儒家的德制社会理念不符,因此,安乐哲选择了用“excellence”来译“德”,较好地体现了儒家道德的实践性和过程性。关于儒学的核心概念“仁”,安乐哲和罗思文的理解是:“仁”必须先事“礼”,有威信的人必须是一个探路之人,成“仁”之路是一个把传统化为自身品质的富有创造性的过程。因此,他们并未使用“humanity” 这一传统译法,因为humanity 是一个普适概念,与罗马的 humanitas 相关,意指唯一的、普遍的、本质性的对象。
若将“仁”视为一个普适性概念,就会破坏它的个别性。“仁”的另一个传统译名 benevolence 只是表达一种狭窄心理态度的简单词汇。因此,译者们选择了 authoritative person 作为“仁”的译名。作为以英语为母语的学者,安乐哲认为 authoritative 一词具有“礼貌”“创作”“权威”等含义。[19](P114) 同样,“心”被安乐哲翻译成“heart-and-mind”,保持了中国哲学中认知意义的“心”(mind)和情感意义的“心”(heart)的整体性。“礼”习惯上翻译成“ritual, rites, customs, etiquette, propriety, morals, rules of proper behavior, worship”这些翻译都只翻译出了一种含义,“what is appropriate”,而没有译出“doing what is appropriate”。这个复合的表意文字,《说文》中,被定义为“履”,意思是“踏于道上”,因为也意味着“品行”“行为”,安乐哲翻译为“ritual propriety”,强调充分参与一个由“礼”组成的社群,把各种习俗和价值个人化。同样,在安乐哲这里,“义”不是“righteousness”而是“appropriateness”“a sense of what is fitting”;“正”不是“rectification”“correct conduct”而是“proper conduct”;“政”不是“government”而是“governing properly”。安乐哲在翻译文本中所提供的新的术语表,并不是要用一套中国哲学术语来取代原先不完善的模式。而是要把这些关键术语翻译成一些具有提示性的符号,以便读者可以回到词汇表中,重新检讨这些属于本身的意思,并且希望他们自己能够恰当运用,可见,安乐哲并没有忽略西方读者的接受能力。
作者集中探讨了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诠释和转化两个过程中的具体方法,诠释方法主要借助黄俊杰先生提出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以朱熹对经典的诠释为例,认为:翻译之始,一定要回到经典的文字当中去,首先要通其训诂,然后要回到相应的历史语境中去,从诠释者所处的历史脉络中分析出它在特定时空中的具体内涵,从而理解圣人的“微言大义”,这仅仅是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第一步,如何将圣人的“微言大义”以恰当的方式转换成目的语,则借鉴了安乐哲的比较哲学的翻译方法;
特别是他的“策略性框架”对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从认识论上,有利于避免各种形式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所带来的对中国哲学的轻视,和有意无意地对中国哲学典籍的曲解,减少文化误读,在方法论上,从元典出发,构建相关的哲学语境,再在该语境中进行文本的翻译和转换,特别是对关键哲学术语的翻译,一定要体现中国哲学思想和语言的特质,而不是有意无意地强加上西方文化的预设。而作为哲学典籍的当代中国译者,我们期待着中国哲学典籍通过创造性地诠释和转换,参与到世界哲学的对话中去,使她在异国他乡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论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方法】相关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践言冲突作为一种独特的哲学论辩方法,在20世纪语用学转向之后受到普遍关注。欣提卡以践言冲突方法深入分析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使其论证成为哲学史研究中的典范;阿佩尔将其纳入自己的先验语用学框架,哈贝马斯则将其引入形式语用学理论,使之成为相当有效的论辩武器;在《逻辑哲学论》中陷入践言冲突的维特根斯坦,在后期则走出了这一陷阱,并运用践言冲突方法治疗哲学的疾病,使之成为普遍的哲学方法。通过对践言冲突的内涵及其典型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方法在驳斥极端相对主义、怀疑主义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从而为哲学范式的重新奠基提供了方法上的支持。
关键词 践言冲突 欣提卡 阿佩尔 哈贝马斯 维特根斯坦
揭示哲学论证背后隐含的有效预设,是哲学分析的重要手段。某些类型的哲学论证蕴含着结论与有效预设之间的冲突,一种特殊的方法可以揭示这种冲突,从而驳斥这些论证。这种方法就是“践言冲突”(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方法,在驳斥极端相对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哲学论辩中,它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20世纪分析哲学的语言哲学经历了两次焦点转换,形成了两个硕果累累的主流传统:一个是以语形学、语义学分析为核心的弗雷格传统,另一个是由后期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所引导的语用学转向。随着第二次语言转向日益深入,特别是阿佩尔和哈贝马斯理论影响力的扩大,践言冲突已受到普遍关注;但作为一种哲学论辩方法,其脉络和特征并没有得到完整的考察。本文拟全面梳理这一概念的翻译、这一方法的内涵及其典型案例,并挖掘这一独具特色的哲学论辩方法的普遍意义。
一、践言冲突概念的内涵、范围与翻译
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的中译名主要出现在哈贝马斯著作的中译本中,而且相当繁多。[①]不过,就它作为哲学方法而言,我们必须从它的理论语境出发来理解,以期获得更恰当的译名。在许多甚至是大部分语言学家那里,把语言学(甚至符号学)划分为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的三分法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其中,语形学和语义学居于核心,关注人类理性和认知能力的领域,而语用学则处于边缘,关注主观的、情感的、交往的和伦理的领域。不过,随着言语行为理论和语用学的发展,Performative(以下简称PE)这一概念就超出了单纯语形学和语义学的领域,而进入了以语言运用与言语沟通为焦点的更广泛的语言学-哲学分析当中。
在奥斯汀的早期用法中,PE是与constative相对而言的。[②]按照塞尔的概括,PE是行动,如做出承诺或发出命令;constative是言说,如做出陈述或给出描述。[③]沈家煊译《现代语言学词典》将名词constative译为“陈叙”,而PE被译为“施行”。[④]相应的,施行语用学(performative pragmatics)近来也成绩斐然。[⑤]由此看来,在言语行为理论以及语用学中,“施行”这个译名自无不当。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实际上要复杂地多。奥斯汀虽然在1955年的哈佛演讲中首次提出关于PE话段(utterance)的思想,但他最终放弃了建立一套PE理论的想法,而代之以一般的言语行为理论,因为任何话段实质上都是PE。[⑥]他的学生塞尔则将言语行为理论发扬光大,但他又深感在近来的语言哲学中,PE被大大地混淆和误用了,便吸取了奥斯汀的教训,认为PE和陈叙的区分、明确的PE和隐含的PE的区分都是无效的,应当区分的是performance(施行)和PE。与其意向性理论相关,他把PE限定在非常有限的言语行为类别中,即通过PE动词或其他PE表达式来施行的言语行为——实际上属于宣告语(declaration)一类。在塞尔严格限定了PE之后,恐怕第一人称话段如“我在思想”就算不上 PE话段了,而在我们后面要分析的欣提卡等人看来,恰恰相反。
这也是阿佩尔-哈贝马斯与塞尔正面冲突的表层标志:前者在较为宽泛的言语行为理论上运用PE,而后者则要严格限定其类型。更深层的分歧在于,塞尔认为应当把意向性概念视为源始形式,而言语行为及其社会建制乃是这种源始形式的社会性发展,语言大厦奠基在前语言的意向性所具有的生物学的源始形式之上[⑦];哈贝马斯则认为这种还原论要把语言理论奠基于心智哲学,以因果模式来分析沟通行为,但这是成问题的[⑧]。他考虑的是语言交往的有效性要求和如何达成共识,而不是意向性,他主张的是根据交往行为理论、言语行为理论建立普遍语用学。因此,他们分别按照意向性和主体间性这两条不同道路分道扬镳了,PE在他们那里可谓同出而异流。阿佩尔-哈贝马斯的方向是把言语行为理论纳入自己的理论,借用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这一有力的武器在第一哲学、道德哲学和现代性问题上确立自己的主张。
基于PE这个概念在语境上的复杂性,也基于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这一方法在哲学上的独特性,笔者建议将其与语言学理论中的“施行”译法区别开来,而使用“践言冲突”或“践言矛盾”来翻译这一术语,既突出“言”,更强调“行”(践行)。[⑨]
一旦我们不仅仅在言语行为理论中理解“performative”一词,一旦我们把目光投向哲学史,践言冲突的影子就不断浮现出来。例如,在《形而上学》第4卷(1005b35-1006a28)和第11卷(1062a),亚里士多德就使用了类似于践言冲突的方法为不矛盾律辩护。不矛盾律的正面证明是不可能的(因为至少任何肯定性证明都预设了不矛盾律),只能从反面证明其不可否定,这不是证明,而是驳斥,而且是让反对者自我驳斥。概括地说,如果反对不矛盾律的人要(在思想中)完成其言语行为,践行其言语,由于这就是对不矛盾律的否定,故其言语及所断言的对象都是不确定的(既是又不是),因此其言语行为自身就驳斥了自身,是为践言冲突。按照这一思路,“说谎者悖论”、“理发师悖论”、语句“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似乎既可以进行语义学分析,也可以在言语行为理论中以践言冲突方法来分析。甚至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休谟怀疑论的驳斥也有所体现。不过,它们并不典型,践言冲突方法的典型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这一著名论证,揭示这一点的是欣提卡。
二、践言冲突方法在哲学史研究中的典范运用
欣提卡的论文“我思故我在:推理还是践言”(1962)、“我思故我在:既是推理亦是践言”(1963)和“我思故谁在?”(1996)[⑩],共同开辟出一个颇有希望的新视角:作为典型的言语行为,“我思故我在”是对“我在”这个句子的践言性的自我确证。
欣提卡首先切入的问题是:将笛卡尔与提出类似论证的前人(如奥古斯丁、阿奎那、康帕内拉)区别开来的问题是什么?既然笛卡尔再三澄清“我思故我在”不是三段论推理(而是直观),既然“我思”这个词是不可或缺的,却又不仅仅是推出“我在”这一结论的前提,那么,“我思”和“我在”之间究竟是何种逻辑关系?[11]如果作为逻辑推理来理解,那么何种逻辑允许从思想推出存在呢?通常的谓词演算系统、量词理论根本与此无关。欣提卡指出,它们实际上奠基于存在性预设,即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暗中假定:我们要处理的一切单数词项实际上都指涉某种实际存在的个体。[12]由此,欣提卡进一步提出了存在性矛盾这一术语,并给出了形式化的定义。存在性矛盾所陈述的矛盾(荒谬性)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践行特征,即该陈述依赖于某种“践行”——某人说出一个句子或用其他方式做出论断的行为,而并不只取决于用于表达目的的手段(即被说出的句子)。这个句子本身可以是正确的,但某人说出这个句子并做出断言的方式却是无意义的。[13]例如,如果近来某一天,我在早报上读到“戴高乐不在了”,我会明白说的是什么。但是,如果戴高乐本人说出了这些词,那么任何认识他的人都会大惑不解;除非把它们当作隐喻,才能正确理解。
于是,当我们从“公共的”第三人称陈述转向“私人的”第一人称陈述时,就会发现“我不存在”这样的句子显然具有存在性矛盾,因此“我存在”就能够在存在性上自我确证,而“我思故我在”不过是表达这一洞见的一种可能方式,实际上笛卡尔本人也曾说“我存在”在直观上是自明的。惟有把“我思故我在”理解为精神上的践言话段,才能把握它作为推理的逻辑关系,即从“我思”到“我在”不是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毋宁说是从过程到结果,从光源到光亮。“我思”在这里的作用就是表达笛卡尔这一洞见的践言特性,它指涉思想行为这一践言活动,而“我在”正是通过这一行为才可以说是确证自身的。由此,无论是“我不存在”还是“我怀疑一切”、“我不在思想任何东西”,这些句子都在存在意义上自己否证了自己。
因此,笛卡尔名言的说服力和欣提卡诠释的特色在于两个密切相关的方面:(1)当某人说“我存在”时,他的言语行为具有自我确证的特性,这表现为一连串的事实:说或想“我在”在存在意义上是自我确证的;这实质上等同于:说或想“我不存在”、“我思但我不存在”在存在意义上是自我驳斥的。[14](2)“我”能够形成关于心灵的语句,这与“我”在从事思想行为(我思)是一回事;这一行为就保证了它作为践言行为的自身存在,正是通过思想行为本身,通过“我思”本身的确定性,这一践言行为展现出思想行为所预设的诸条件。[15]可以说,在大量关于“我思故我在”的有效性的解决方案中,欣提卡将存在性矛盾与践言行为的理解方式融为一体,创造了出独具特色的诠释方式:践言冲突。
不过,欣提卡虽然承认他的这一方法与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相关,但认为该理论有趣但不重要,其中的施行理论也无法涵盖他的践言冲突方法(例如,施行理论依赖于内在行为与外在行为的类比,但笛卡尔的“我思”却绝不能用“我走路”来替换和类比)。而且,欣提卡并不想把这一方法扩展到对“我思故我在”的诠释之外。不过,有些受他启发的哲学家却不想就此止步,不仅以践言冲突方法来考察“我思故我在”的论证,以期揭示西方哲学中某些已成为范式的预设,而且试图将这一方法进一步扩展为涉及哲学基础、道德原则的论证方法。这便是阿佩尔和哈贝马斯的工作。
三、践言冲突方法与第一哲学的重新建构
阿佩尔对欣提卡的上述论证极为欣赏,不仅因为欣提卡确实给出了运用践言冲突方法进行哲学论证的光辉范例,更因为该方法对于阿佩尔整个哲学纲领的确立至关重要。正因如此,阿佩尔反而不满意欣提卡的“保守性”,而要把践言诠释视为20世纪语言哲学的新典范,并运用到对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反思和第一哲学之基础的建构当中。
阿佩尔的哲学背景可谓博而杂。我们可以用一个正方形来形象地刻画:阿佩尔居于正方形的中心,一条对角线的两端分别是康德的先验哲学和皮尔士、莫里斯的符号学-语用学,另一条对角线的两端分别是维特根斯坦哲学和欧陆语言哲学-解释学(从洪堡到伽达默尔),这些是他的主要思想资源。他简洁明快地划分了第一哲学传统的三个范式:存在论形而上学、意识哲学和语言哲学。但这三个范式都无法真正成为作为哲学基础的第一哲学,除非对它们进行先验语用学的改造:从个体(自我)意识走向先于个体的语言;从对语言的抽象地形式化研究走向言语行为理论;从语言学领域内的言语行为理论走向基于交往共同体和践言-命题双重诠释结构的先验语用学。[16]在这一系列的改造中,践言冲突方法发挥着关键作用,特别体现在他与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尔、巴特雷和阿尔伯特)的论争当中。
阿尔伯特认为,在批判理性看来,一切论断都需要辩护,因此一切前提根本上都是可怀疑的,而任何试图在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律意义上奠定哲学基础的论断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三难选择的困境(trilemma):无穷后退、逻辑循环、任意悬置充足理由律;对确定性本身的寻求也毫无价值,因为确定性总是可以根据需要来创造。正确的态度是波普尔的可错论原则和批判性检验方法,即便在道德领域也不例外。[17]
对于阿尔伯特“泛批判理性”(pan-critical reason)的许多方面,阿佩尔其实深表赞同,毕竟正因为如此,哲学的传统范式才需要重新改造,哲学基础才需要重新奠定。但是,阿佩尔的质问是:问题的根源何在?泛批判理性的根据何在?阿佩尔回应道:任何哲学奠基面临的所谓三难推理困境,在逻辑上只是源自公理化的命题系统的句子(即对所谓形式语言的语形学-语义学构造);惟有从论辩性的语言用法的语用学维度中、从感知着的、从事着论辩的主体的具体情境中、从生活世界中抽象出来,这样的逻辑起源才是可能的;而这样的抽象,在阿佩尔看来,是不合法的,犯了抽象性谬误。我们的语言观应当重新奠基,知识论证据也应当被理解为基于语言游戏或生活世界的知识、语言用法和活动交织在一起的践言-命题双重结构。可错论也是如此,与三难推理困境一样,实际上预设了先验语用学的框架:各种可能的辩护与各种可能的批判性论证,都通过诉诸“典范性”证据而彼此对应;论辩游戏框架中的怀疑和批判也总是预设了辩护。[18]
那么,阿佩尔所谓哲学论辩的语言游戏中特定的、不可怀疑的典范性证据究竟是什么?先验语用学的论证体系以非演绎的方式为哲学提供了基础,因为其典范性证据属于这样的类型:(1)践言性内容:如果试图通过批判来对它提出质疑,就会陷入践言性的自相矛盾;(2)命题性内容:如果以演绎的方式为之辩护,就会预设了这种证据,从而犯了预期理由的逻辑错误(petitio principii)。或用哈贝马斯的形式化概括:“当断言性言语行为k (p)依赖于非偶然性的预设,且该预设的命题内容与被断言的命题p相冲突或矛盾的时候,践言冲突就发生了。”[19]只有满足了这两条标准,才算是先验语用学的、因而也是哲学基础的典范性证据。基于上述两条标准,阿佩尔指出,哲学论证的生死攸关的要素就是先验的语言游戏,在这种游戏当中,必定要预设某些逻辑规则和真实世界的存在,预设理想性交往的先验语用学的规则或规范。因为人是“有理性的人”,具有交往能力,并成功地社会化了,必定要让自己认同于理想的交往共同体,也会不可避免地接受先验语用学意义上的交往规则,视之为与伦理相关的规范。于是,阿佩尔的典范性证据必定包括理想的语言交往共同体及其先验规则。这种共同体可以基于生活形式而经验性地描述和解释,但其不可辩驳性只能通过践言冲突方法来辩护,于是因其非经验性、非推理性而具有先验性,因其先验性而具有普遍性,因其理想性而具有反事实的特性,从而能够成为真正哲学意义上的基础。一旦这个基础得以确立,哲学本身也就像黑格尔对笛卡尔的称颂那样,经过长期的海上漂泊,终于找到了陆地——由社会性-语言性的主体形成的交往共同体而非仅具自我意识的个体,主体间的对话伦理而非个体伦理;语言交往(先验地)先于演绎推理,主体间性先于自我意识,言语行为先于孤独沉思。于是,哲学便能从意识哲学转型为语言哲学,进而从通过语言批判而消解哲学、扬弃知识而为价值留地盘的“逻辑-哲学论”,转型为真正能够为知识和道德规范奠基的“先验-语用学”。
在后现代的新怀疑论、相对主义充斥的年代,阿佩尔敢于以宏大的气魄、广采博收的方法,重塑第一哲学的基础,的确引人深思。而他的“盟友”哈贝马斯虽与他和而不同,但也以类似的思路,更为丰富的理论,向共同的对手发出了战书。
四、奠基于交往行为理论的践言冲突方法
哈贝马斯在前期思想的总结《交往行为理论》一书中,概括了基于交往行为理论的形式语用学,并在此后的著作中不断发展,广泛运用。与阿佩尔先验语用学最明显不同的是,形式语用学强调普遍性,但要“去先验化”[20];而与阿佩尔最明显的相同点则是践言冲突方法也成了哈贝马斯手中的杀手锏。不过,这一方法虽然直接来自阿佩尔,却也有相当大的差异,关键的差异来自他的交往行为理论。
在哈贝马斯看来,在任何言语行为中,交往参与者(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都同时与三个世界中的事物发生关系,达成沟通,因此他们为彼此的交往提供了一个共同设定的世界体系作为基础。这个世界体系包括外部世界(可划分为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和内心世界。于是,与三个世界相应的有效性要求(validity claim),包括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就可以用来作为选择理论视角的主导概念。由此出发,语言应用的各种样态以及不同的语言功能也就可以得到论证,语言中不断变化的言语行为也就可以明确下来。哈贝马斯又区分了两种行为类型:策略行为(以目的为取向)和交往行为(以沟通为取向);交往行为是以语言为中介的互动,其中所有参与者通过他们的言语行为都只追求一个目的,即以言行事,以此达成共识,协调不同的行为计划。进而,哈贝马斯还让生活世界概念成为交往行为的补充概念,正是这个概念确保行为理论可以使用社会理论的基本概念,从而使交往行为主要成为一种社会化原则。[21]
由此,交往行为区分出了专门化的话语,这种话语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它处理的是特殊类型的问题和有效性要求:科学与技术、法律与道德、经济学与政治学等。[22]因此,后现代哲学诉诸策略行为、修辞实践,以逃避践言冲突的做法就行不通了。交往行为和践言冲突方法因限制了自身的范围而突出了核心——诉诸交往行为的有效性要求:由于任何言语行为都预设有效性要求,所以当我们一方面做出这样的要求,另一方面又破坏做出这些要求的可能性条件时,我们就陷入践言冲突。换言之,语言的交往性使用具有这样一种内在的义务,即为其有效性要求的论断做出辩护;如果我们在断言层次上做出的要求否定了这种辩护的可能性本身,则必然陷入践言冲突。[23]具体地说,凡是攻击一切理性论辩的论证,反对理性本身的理性运用的论证,讹诈对真理的要求的论证,以拒斥规范性判断为结论的论证,真诚地颠覆对话中真诚性的可能性的论证,以上五种论证都将陷入践言冲突。[24]
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和较早的《合法化危机》中,哈贝马斯就运用这一方法向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阿多诺和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福柯下达了判决书,同时,尼采、海德格尔、胡塞尔、利奥塔等人也未能幸免于批判。[25]以启蒙问题为例,在哈贝马斯看来,启蒙尚未结束,但道路需要转向,因为批判理论和后现代哲学对启蒙的批判已经表明,哲学传统中的意识范式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主体哲学已经穷途末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应当构建彻底的主体间性范式,以进一步的启蒙克服尚未完成的启蒙事业的缺陷。在这一范式中,理性应当被理解为交往行为的理性,而不是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应当具体地在历史、社会和语言中展开,而不是在抽象中的个体思辨中。[26]在哈贝马斯看来,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启蒙的解读是对解中心化的世界观的挑战,于是批判就变成了意识形态批判。但事实上,意识形态批判在某种意义上仍是存在论思想的延续,而非辩证的启蒙,因为它仍然采用了意识范式的纯粹主义观点,要进行“终极揭露”。其总体化的自我批判陷入了践言冲突:谁想在完全意义上批判理性,谁就已经具有了关于理性的某些观念,而这些观念却逃出了总体化的工具理性的掌控。[27]
在道德领域,哈贝马斯(和阿佩尔一道)提出了对话伦理学,其原则是:“惟有当道德规范得到(或能够得到)所有受到影响的人的赞同,这些规范才是有效的,而这些人也必须有能力成为实践话语的参与者”。这一原则随之又预设了这样的前提:为规范辩护是可能的,而这种可能性依赖于普遍化原则,该原则作为论辩规则又需要如下原则:“所有受其影响者能够接受其后果及其次要效应,而对规范的普遍遵守期望具有这些后果和效应,以满足所有人的利益。”这两条原则应当能够“以重建那些曾被破坏的共识为目标”,指导论辩中的参与者。[28]这些规则皆非任意为之,因为我们如果否认它们,则必然陷入践言冲突的困境。
总之,我们不能通过意志的行为而拒绝论辩的预设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这些预设在话语背后,最终也在日常行为背后。要拒绝它们是不可能的,即便在思想实验中也不可能,否则我们就会把自己完全排除在人类交往互动的伦理性质之外。这也许是哈贝马斯践言冲突方法最深层的意蕴。[29]
五、践言冲突方法与哲学的治疗性功能
也许没有人否认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和交往行为理论的巨大价值,但是哈贝马斯诉诸践言冲突的论证的有效性,却是饱受争议的话题。[30]本文不拟讨论这个需要专门研究的课题,只打算进一步梳理此方法的哲学意蕴,考察它是否能够成为普遍的哲学方法。
我们已经看到,20世纪哲学语言转向的两次焦点转换都与一个人密切相关,他就是维特根斯坦。他对我们前面讨论的欣提卡、阿佩尔、哈贝马斯影响极大。有趣的是,践言冲突方法也与他自己的思想演进紧密相联。在这里,我们试以他的第一部著作《逻辑哲学论》和最后一部“著作”《论确实性》为例加以分析。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结尾处(6.54)意味深长地指出:“我的语句是通过下述方式而成为阐释的:凡是理解我的人,当他借助这些语句(把它们作为阶梯),攀登上去超过了它们时,最后会认识到它们是无意义的。(可以说,在爬上梯子之后,他必须把梯子丢掉。)他必须超越这些语句,然后才会正确地看世界。”[31]
这是《逻辑哲学论》自身对自身的阐释,似乎包含着命题内容与践言内容的双重矛盾。(1)明显的践言冲突:维特根斯坦以“我”的口吻做出宣告式的言语行为,试图达到特定的效果,但这个自我指涉的言语行为包含着自我驳斥:如果这段话是有效的,那么它同时也是无意义的(nonsensical),无意义的语句怎么会有效呢?更令人迷惑的是,在序言中,维特根斯坦明确地自我肯定道:“这里所陈述的思想的真理性,在我看来则是无可置疑和断然确定的”。[32](2)明显的断言矛盾:如果这段话是有效的,那么《逻辑哲学论》的所有语句都是无意义的;如果那些语句都是无意义的,又如何能被理解?如果无法被理解,又如何能够成为有说服力的哲学论证而不仅仅是文学上的修辞?
这并非文本解读上的琐屑问题。事实上,所谓的新维特根斯坦派和正统派就围绕对6.54的不同解读打了无数笔墨官司。[33]在我们看来,新维特根斯坦派试图严格果决地解读《逻辑哲学论》,让它避免命题内容上的自相矛盾(即断言矛盾),结果恰恰让维特根斯坦陷入了践言冲突;正统派的观点是解决断言矛盾,因此强调可说与可显示的区别来化解践言冲突。在此,我们无意介入这场争论,而是试图说明这两重矛盾及其根源在于《逻辑哲学论》本身的不足。这就是说,维特根斯坦确实陷入了一种践言冲突当中,而其根源在于《逻辑哲学论》包含了一系列新旧思路杂糅在一起的哲学活动,既要为知识确立基础(因此他选择了建立某种关于实在的形而上学),也要通过限制知识而为“道德”留地盘(防止对人生、价值领域的胡说),还要通过逻辑-哲学批判来清除基于其他逻辑-哲学观而形成的形而上学,等等。在这里,逻辑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语言的逻辑句法被认为反映了世界的本质,而对语言的逻辑探究就被认为是认识实在本质的手段。但在这一基于逻辑的哲学批判活动当中,维特根斯坦触及了语言的界限,他的哲学批判要跨越这一界限,但他的逻辑的强制性却不允许他越雷池一步,因此他只能以悖谬的方式宣布他的态度,以期“刺激读者产生一种类似美学快感的反应,而这种快乐完全无法形诸言辞”[34]——“如果它能给一个读懂它的人以快乐,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35]。因此,这一践言冲突也许能够实现它的“美学”目的,但无论如何都是“理智在向语言界线冲撞时留下的肿块,正是这些肿块使我们认识到这种发现的价值”[36],而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深入批判《逻辑哲学论》的严重错误的契机,直到这个时候,维特根斯坦才真正为哲学活动奠定了方法论基础,深入阐释了《逻辑哲学论》欲言又止的哲学的治疗性目的,不仅清除了曾经困扰他自己的践言冲突,而且利用践言冲突去揭示各种各样的“肿块”,防止以语言为手段使我们的理智受到蛊惑。
基于生活形式的语言游戏方法在《哲学研究》中已经成熟,这又是一场哲学上的也是维特根斯坦本人的哥白尼式革命。语言不再被理解为事实的逻辑图像,而是与行为、活动、制度、规则交织在一起的语言游戏;语言的逻辑分析转变为语法考察,或者说,命题的逻辑被理解为语言游戏的言语行为规则,描述性的语法考察具有了与经验考察相对的逻辑研究的地位;我们不再以独断论的方式为语言的逻辑建立形而上学根据,而是将语言活动奠基于人类各种形式的实际生活。《逻辑哲学论》时期不成功的言说与显示(say and show)的划分、命题与非命题的区分、断言与践言的冲突,在《哲学研究》和《论确实性》(以下简称OC)[37]的时期变成了语言游戏中语词与践行的交织。践言冲突方法在这一背景中可以得到明确使用,且突出表现在对怀疑论的反驳当中。
按照我们的诠释,《论确实性》中所反驳的怀疑论包括两个层次,分别对应于语言游戏的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怀疑论是在某种语言游戏类型当中的任意怀疑,例如观念论者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凭什么不怀疑我的双手的存在?”(OC 24)第二个层次的怀疑论涉及对语言游戏本身,即对一切语言游戏的怀疑,其基本形式是:怀疑一切,即无限度的怀疑(OC 450,625)。
第一个层次的怀疑论之所以会陷入践言冲突,是因为在这种语言游戏中的任意怀疑,会怀疑其中的“枢轴命题”(hinge proposition)的确定性。“枢轴”乃是一个比喻,因为“某些命题不容怀疑,好像就是这些问题和怀疑赖以转动的枢轴”(OC 341,参见152、343)。这类命题及其真实性或者属于我们的参照系的某些经验命题(OC 83);或者因具有规则的性质,使我们不能怀疑这个命题而不放弃一切判断(OC 494);或者已经属于我们思想的框架(OC 211)。因此,不同类型、不同生活形式下的语言游戏预设了不同的“枢轴命题”,在这种语言游戏中的任意怀疑由于否定了其前提的确定性而成为没有根据的怀疑,从而自己瓦解了自己。
第二个层次上的怀疑论试图超出特殊的语言游戏,去描述语言游戏本身,进行无限度的怀疑——“我怀疑一切”——但这种普遍怀疑的言语行为所犯的践言冲突是非常明显的:“怀疑这种游戏本身就预先假定了确实性”(OC 115),“如果你什么事实也不确知,那么你也就不能确知你所用的词的意义”(OC 114),因此,“一种怀疑一切的怀疑就不成其为怀疑”(OC 450),它直接取消了自身的可理解性。“一切描述语言游戏的东西都属于逻辑”(OC 56),“怀疑一切”在这里是与实际的语法规则相冲突的。
于是,我们看到,《逻辑哲学论》中的践言冲突发生在理智以逻辑冲撞语言界线的时候,而在《论确实性》中,怀疑论的践言冲突的发生是由于我们误解了“怀疑”这个语词在实际语言游戏中的用法,正是语言游戏方法使践言冲突方法得以可能,能够治疗某些类型的哲学“肿块”。
六、结语:践言冲突方法的普遍意义
20世纪的哲学家针对传统哲学诸范式展开了各式各样的猛烈批判,其中有些批判在瓦解传统范式的同时,也陷入了对人类理性的根本怀疑之中。但是,践言冲突方法让我们看到,对理性本身无休止的“解构”和怀疑固然是针对痼疾的猛药,但也让自己陷入了矛盾和冲突之中。对理性活动的理解需要深化,哲学批判也需要重新奠基,践言冲突方法是在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上发生关键性效力的,为它提供理论平台支撑的是一系列语言转向(语形学-语义学-语用学)之后的语言哲学。践言冲突方法的运用是驳斥性的,其效果是治疗性的,但由于它将极端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连根拔起,击退了哲学中游牧民族的频繁袭扰,使积极的、肯定性的理性建设赢得了空间和喘息之机。
因此,我们如果采取把语言表达与语言活动、甚至人类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的语言观和哲学观,例如言语行为理论、普遍语用学或语言游戏观,那我们如何运用践言冲突方法呢?当我们遇到某个言语行为时,例如怀疑主义者、相对主义者的论断,那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第一人称的自我反思吗?是的。其中涉及包含自身的普遍性断言吗?是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考察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言语行为,在做出断言的同时,是否与其所预设的有效性前提发生冲突。倘若的确冲突,我们就可以说,由于它自己否定了自己的有效性或可理解性,便陷入了不可自拔的践言冲突。
注释:
[①] 据不完全统计,有“行动表现的矛盾”、“完成行为式的矛盾”、“述行矛盾”、“施为性矛盾”、“执行性矛盾”、“践行矛盾”、“操作矛盾”、“实践矛盾”、“作言冲突”、“实施矛盾”等。
[②] J. L. 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67.
[③] J. R. Searle, How Performatives Work.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vol. 12, no. 5 (1989), pp. 535-558.
[④] 克里斯特尔编:《现代语言学词典》,沈家煊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9、262页。
[⑤] D. Robinson, Introducing Performative Pragma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6, p. 14.
[⑥] J. L. Austin, Philosophical Papers. 3r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89;参见B. Smith, John Sear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6.
[⑦] E. LePore and R. V. Gulick, John Searle and His Crit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p. 94.
[⑧] E. LePore and R. V. Gulick, John Searle and His Critics. p. 19。参见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页。
[⑨] 另外两个原因是:(1)在哲学译名中,constative被广泛地译为“断言(的)”,其特征是有所断定而具有真值;这样“践言”与“断言”词义相对而构词相仿,似乎较为合适;(2)施行冲突或施行矛盾都会构成动宾词组,容易产生误解。
[⑩] J. Hintikka, Cogito, Ergo Quis Est.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vol. 50, no. 195 (1996), pp. 5-21.
[11] J. Hintikka, Cogito, Ergo Sum: Inference or Performance?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71, no. 1 (1962), pp. 3-32.
[12] J. Hintikka, Cogito, Ergo Sum: Inference or Performance? p. 6;参见:J. Hintikka, Existential Presuppositions and Existential Commitments.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56, no. 3 (1959), pp. 125-137.
[13] J. Hintikka, Cogito, Ergo Sum: Inference or Performance? p. 12.
[14] J. Hintikka, Cogito, Ergo Sum as an Inference and a Performance.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72, no. 4 (1963), p. 489.
[15] R. Auxier and L. E. Hahn (ed.), The Philosophy of Jaakko Hintikka. Chicago: Open Court, 2006, p. 339.
[16] K.-O. Apel, Understanding and Explan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4, p. 275.
[17] H. Albert, Treatise on Critical Reas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8-19, 72.
[18] K. Baynes, et al (ed.) After Philosophy: End or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7, pp. 259-260, 265-267.
[19] J. 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0, p. 80.
[20] 不过,哈贝马斯的去先验性主张与阿佩尔的先验性要求都试图基于语言的交往行为改造康德式的先验性,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殊途同归的。参见:J. Habermas, Truth and Justification. Cambridge: Polity, 2003, Chapter 2 & 4。
[21]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第266、273页。
[22] J.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welve Lectures. Cambridge: Polity, 1990, p. xiii.
[23] T. Honneth, et al (ed.) Philosophical Interventions in the Unfinished Project of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2, p. 266.
[24] M. J. Matustik, Habermas on Communicative Reason and 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 New German Critique, no. 47 (1989), pp. 143-172.
[25] 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中译本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往往被译为“内在矛盾”、“明显的矛盾”,似乎不够确切。
[26] J.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welve Lectures. p. xvii.
[27] M. Morris, On the Logic of the 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 Habermas and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Reason.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58, no. 4 (1996), pp. 735-760.
[28] J. 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p. 65-67;参见S. White,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berm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24.
[29] J. 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p. 100; M. Morris, On the Logic of the 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 Habermas and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Reason. pp. 744-745.
[30] 争议最大的问题是哈贝马斯对这一重要的方法缺乏系统说明。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晚近的著作中,哈贝马斯越来越少用践言冲突这个术语,而更多地使用“必要的预设”、“强理想化”等概念,但基本精神是类似的。参见:M. Cooke, Language and Reason: A Study of Habermas's Pragmatic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4, p. 172。
[31]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陈启伟译,载涂纪亮主编《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2]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第188页。
[33] 新维特根斯坦派的主要观点可见于C. Diamond, The Realistic Spiri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1;M. Kèolbel and B. Weiss (ed.), Wittgenstein's Lasting Significance. London: Routledge. 2004, pp. 46-99。正统派的观点参见:P. M. S. Hacker, Was He Trying to Whistle It? In The New Wittgenstein, A. Crary and R. J. Rea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0.
[34] J. Schulte, Wittgenstein: An Introduc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p. 46.
[35]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第187页。
[36]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G. E. M. Anscombe (trans), 3rd. ed, Oxford: Blackwell, 2001, § 119.
[37] Wittgenstein, Ludwig, On Certainty. G. E. M. Anscombe and G. H. v. Wright (trans), Oxford: Blackwell, 1974;维特根斯坦:《论确实性》,张金言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引用时按惯例标注节号。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无论是在平时的训练中,还是在近几年的高考中,政治主观题都是学生感到困难、觉得无从下手,而又失分较多的一种题型。具体来说,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设问审不清,二是材料解读不准确,三是答非所问,四是答案不完整等。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基础知识掌握不扎实,没有在平时的学习中建好自己的知识库,二是没有掌握科学的解题方法和技巧,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强。下面,我就第二个方面从哲学的角度,阐述如何启发学生学会运用已有的哲学知识分析解答主观题,进而逐步掌握正确的解题方法和技巧。
通过对高中阶段必修四《生活与哲学》的学习,同学们对这门课程都有详细而全面的了解,认识到哲学是一门给人智慧、使人聪明的学问,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时代的思想智慧,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思想武器,这一科学理论对我们生活、学习、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解答政治主观题也离不开它的指导。解答高考政治主观题有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是审设问。辩证唯物论认为,物质决定意识,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具有特殊性,要求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在审政治主观题的设问时,一定要从题目的实际出发,准确把握该题目的特点、要求。具体地说,一要看清回答该问要求的知识范围,是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还是生活与哲学。生活与哲学又包括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人生价值观等内容。二要看清回答该问要求的材料范围是材料一、材料二,还是上述材料。三要看清回答该问题的角度,是什么,为什么,还是怎么办。四要看清该问的主体,是党、国家、公民,还是企业、消费者等。五要看清该问的分值是多少。
第二步审材料。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辩证关系的原理要求我们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因此,审材料时要认真地对题中材料进行分析,把握关键词和重点句,全面提取有效信息。一是分清事实材料共有几层,读懂每层大意。有些题目提供的材料没有明显标出段落或层次,学生必须自己分出层次。二是从每层材料概括出其中隐含的观点。这是组织答案要点、选择合适的有关理论知识对实际进行分析论述的客观依据。三是把握事实材料每层意思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概括出全部材料或引文的总的含义。四是将中心论点按题意分成几个有机联系的分论点。
第三步联系课本知识。唯物辩证法认为,联系具有普遍性,要求我们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这时,要在准确把握材料的基础上,根据材料的层次、中心、主体和关键词等,联系书本知识,调动平时所建立的知识库,准确搜索出回答该问所用的知识、原理。
第四步组织答案。唯物辩证法主张用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看问题。组织主观题答案,一要理论联系实际,要遵循由一般到特殊的原则,一般是先回答课本理论,然后结合材料进行分析,“材料因理论而贵,理论因材料而活”,做到理论与材料的有机统一,切记避免只答理论或只联系材料的做法。二要多角度、多层次、全面地看问题,避免片面化。
例如:2009年江苏高考第35题:2009年4月以来,从墨西哥蔓延开来的流感,最初被诊断为猪流感。后来,世界卫生组织等权威机构研究发现,这种流感病毒实际包含猪流感、人流感和禽流感三种流感病毒的基因片段,于是将这种新型流感改称为A(H1N1)型流感,我国称之为甲型H1N1流感。随着研究的深入,诊断技术不断改进,防治手段逐步完善,疫苗研制加速推进。
国外疫情一经发布,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为确保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全力开展防控工作。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卫生部、农业部专门制订并下发了诊疗方案和应急预案。各级地方政府及时采取措施,严格执行疫情零报告制度、指定定点收治医院、成立防控和救治专家组等,切实做好防控工作。
(1)对甲型H1N1流感的研究过程体现了有关人类认识的哪些哲学道理?
(2)上述材料是如何体现我国政府坚持对人民负责的基本原则的?
解析:分析解答本题第一问,首先要看设问,第一问的材料范围是对甲型H1N1流感的研究过程,即第一段材料。所运用的知识是《生活与哲学》中的认识论。角度是哲学道理是什么。其次是审第一段材料,人们对甲型H1N1流感的认识来源于研究,人们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由此联系认识论知识,从而不难得出结论。第二问的材料范围是第二段材料,角度是如何体现。运用的知识是《政治生活》中对人民负责的三方面内容。联系材料中的三个层次,结合材料组织答案,做到材料与观点的有机统一。
参考答案:(1)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具有反复性、无限性和上升性;追求真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2)高度重视防控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体现了我国政府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及时采取措施,严格执行疫情零报告制度等,切实做好防控工作,体现了我国政府坚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订并下发诊疗方案和应急预案,体现了我国政府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再如:2010江苏高考第35题:重视和善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碰撞激荡的多元文化,为了进一步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战略任务。
(1)结合材料,运用辩证唯物论的有关知识说明建设学习型政党的依据。
(2)运用《政治生活》的知识,阐述建设学习型政党对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的意义。
解析:材料给的是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学习型政党。共两问:第一问考查《生活与哲学》中唯物论知识,角度是依据,要求理论与材料结合;第二问考查《政治生活》中党的执政方式——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答出“有利于”就可以了。
参考答案:(1)①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改造客观世界具有指导作用。这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建设学习型政党就是要从实际出发,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②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要求我们遵循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建设学习型政党就是要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探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以此作为行动的依据。
(2)学习掌握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是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执政能力、不断完善执政方式的要求。建设学习型政党,有利于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实现科学执政;有利于坚持为人民执政、支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实现民主执政;有利于坚持依法治国,发挥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实现依法执政。
总之,学好哲学,学会用哲学的方法分析思考问题,养成辩证思维习惯,不断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学生不仅能解答好政治主观题,提高答题的准确性和规范性,减少高考中不必要的失分现象,而且能正确分析生活中的各种现象,提高生活质量。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有幸聆听张玉祥教授的《广谱哲学的理论与方法》课程,其中,广谱哲学的艰难创业过程,对于我们教育工作者启示尤深,它们虽不属于广谱哲学本身,但会使我们终身受益。它们是无形的,但却给我们无穷的激励。
1981年张教授提交第一篇论文《辩证法三大模型初探》算起,到1998年出版《广谱哲学探索》一书止,广谱哲学探索经过十八个春秋,这其中的艰难曲折、个中滋味,只有张教授个人知道,我们感到钦佩的是他矢志不渝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这十八年是中国打破僵化体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思想大解放,经济大发展的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年轻一代,追求高收入、生活高质量成为一种时尚。20世纪80年代初,张教授也是一位20多岁的青年教师。谁都明白,搞哲学研究是一个既无经济效益又难见社会效益的事业,更不用说搞哲学的数学化了。张教授本来是学实用工程技术的,有不少同学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靠所学的实用工程技术发了大财,但张教授一旦选定了奋斗目标,便矢志不渝,甘坐“冷板凳”,一坐十八年,这种精神、这种境界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所无法企及的。
这十八年,是中国教育大发展、高学历大发展的十八年,青年一代追求高学历,出国一浪高过一浪。张教授却选择一个看不出有什么解决希望、别人想都不会去想的课题,为了这个课题他放弃了所有考研、进修的机会,放弃了所有的寒暑假。“泡”图书馆,跟踪新兴学科,为了弄懂建立广谱哲学所必需的泛系方法论,他像学徒工一样,从一点一滴学起,“缠”住吴学谋教授不放,一“缠”就是五年,这使得吴学谋教授深为感动。他说:有些人学泛系是想借泛系的名声发几篇论文,好评职称。因此,他们浅尝辄止,致使学了一点皮毛。张玉祥学泛系是抓住不放,五年如一日,一个模型一个模型地啃,一个模块一个模块地敲,不彻底弄清楚决不放手,因为他是真心想掌握泛系做点事。
事实证明,张教授抓住泛系不放是抓准了,这为他解决多年艰苦探索的哲学现代化难题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但他为追寻解决问题的工具的执著精神,这十八年探索背后表现的坚忍不拔的毅力,对我们青年教师不是更有意义吗?张教授的十八年却一直在追寻着一个既没功利、在当时又没有任何把握的目标,致力于一个几乎注定要成为学术上的“孤独旅行者”的目标,我们不得不感叹斯大林的精辟论断:伟大的目标产生伟大的毅力!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科学地讲,健康的含义包括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因此,保持心理健康,营造良好心境对健康防病大有裨益。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保持心理健康的方法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众所周知,心理健康对大学生非常重要。所以探讨如何保持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问题显得非常重要。
对每个人来说,每进入一个新的环境,都会遭遇一系列新的问题,都会遇到一些成长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新矛盾。成长中的矛盾,正是推动我们进行新的学习、获得新的适应能力的力量。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这就要求我们建立正确的健康观、人生观,掌握正确理解社会、文化与自我的方法,学会有效筹划自已的大学生活,尽快适应环境,接受新的挑战,以清醒的认识、积极的心态、顽强的意志走上成才之路。
现在的大学生正面临着比以前更多的心理问题,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整体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人们在追求身体健康的同时,也关注着心理健康,作为天子骄子的大学生也不例外。现今的大学生具有开阔的视野,活跃的思维,追求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充滿着色彩浪漫的情感,但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心理问题和冲突。
心理健康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健康是人生的第一财富。对作为天子娇子的大学生来说,心理健康更是学业成就、事业成功、生活快乐的基础。
但是现在的大学生压力很大,大学生的心理也需要释放,他们在学业、情感、经济等方面受者困扰,压力也可能失衡,例如马家爵就是典型例子,我们应正确释放自己的压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也是解决压力的正确途径,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免要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遇到不愉快的事情要想开些,不要钻牛角尖,为了一些不值得的事情,生闷气,抽闷烟,甚至喝闷酒,这都是不应该的。
学习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学习是一项艰苦的脑力劳动,在学习过程中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所以大学生要取得优秀的学习成绩,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没有意志,没有不屈不挠的向上精神是不可能的。健康的心理,以积极进取、服务于社会的人生观作为自己人格的核心,并以此为中心把自己的需要、愿望、目标和行为统一起来,树立远大理想,“以天下为己任”,从而产生强大的学习内驱力,推动大学生努力完成学业,自觉攀登科学高峰。心理健康是大学生掌握文化科学知识的重要保证,有了良好的心态,不仅能取得好的学习效果,而且有益于终身的发展。如果离开良好心理的培养,就培养不出具有先进文化知识的合格大学生。综上所述,心理健康教育不仅是提高大学生整体素质的要求,而且也是大学生全面发展,成为“四有”人才的重要保证和基础。
怎样才算有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呢,一个心理健康的人能体验到自己的存在价值,既能了解自己,又接受自己,有自知之明,即对自己的能力、性格和优缺点都能作出恰当的、客观的评价;对自己不会提出苛刻的、非份的期望与要求;对自己的生活目标和理想也能定得切合实际,因而对自己总是满意的;同时,努力发展自身的潜能,即使对自己无法补救的缺陷,也能安然处之。一个心理不健康的人则缺乏自知之明,并且总是对自己不满意;由于所定目标和理想不切实际,主观和客观的距离相差太远而总是自责、自怨、自卑;由于总是要求自己十全十美,而自己却又总是无法做到完美无缺,于是就总是同自己过不去;结果是使自己的心理状态永远无法平衡,也无法摆脱自己感到将已面临的心理危机。 心理健康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即人对内部环境具有安定感,对外部环境能以社会上的任何形式去适应,也就是说,遇到任何障碍和因难,心理都不会失调,能以适当的行为予以克服,这种安定、适应的状态就是心理健康的状态。
想提高综合素质,必须先有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心理素质的影响。学生各种素质的形成,要以心理素质为中介,创造意识、自主人格、竞争能力、适应能力的形成和发展要以心理素质为先导。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保持良好的心理适应状况,是抗拒诱惑、承受挫折、实现自我调节的关键。
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学会自我心理调适。
保持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学习是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有了学习兴趣就能够自觉地跃入浩瀚的知识海洋里邀游,拼命地吸取新知识,发展多方面的能力,以提高自身素质,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保持乐观的情绪和良好的心境,大学生应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愉快开朗的心境,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当遇到悲伤和忧愁的事情要学会自我调节,适度地表达和控制情绪,做到胜不骄、败不馁、喜不狂、忧不绝。
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乐于交往心理健康的学生乐于与他人交往,在交往中能用理解、宽容、友谊、信任和尊重的态度与人和睦相处。通过人际交往,使他们能够认识大学生的社会责任,培养遵守纪律和社会道德规范的习惯。增强心理适应能力,能与他人同心协力、合作共事,与集体保持协调的关系,保证大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
保持良好的环境适应能力。对大学生心理产生影响和作用的环境包括生存环境、成长环境、学习环境、校园环境等。
培养良好的人格品质。良好的人格品质首先应该正确认识自我,培养悦纳自我的态度,扬长避短,不断完善自己。其次应该提高对挫折的承受能力,对挫折有正确的认识,在挫折面前不惊慌失措,采取理智的应付方法,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挫折承受能力的高低与个人的思想境界、对挫折的主观判断、挫折体验等有关。提高挫折承受能力应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境界,树立科学的人生观,积极参加各类实践活动,丰富人生经验。
养成科学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已为科学研究所证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指生活有规律、劳逸结合、科学用脑、坚持体育锻炼、少饮酒、不吸烟、讲究卫生等。大学生的学习负担较重,心理压力较大,为了长期保持学习的效率,必须科学地安排好每天的学习、锻炼、休息,使生活有规律。学会科学用脑就是要勤用脑、合理用脑、适时用脑,避免用脑过度引起神经衰弱,使思维、记亿能力减退。
加强自我心理调节。自我调节心理健康的核心内容包括调整认识结构、情绪状态,锻炼意志品质,改善适应能力等。
积极参加业余活动,发展社会交往。丰富多彩的业余活动不仅丰富了大学生的生活,而且为大学生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课堂以外的活动机会。大学生应培养多种兴趣,发展业余爱好,通过参加各种课余活动,发挥潜能,振奋精神,缓解紧张,维护身心健康。通过社会交往才能实现思想交流和信息资料共享。发展社会交往可以不断地丰富和激活人们的内心世界,有利于心理保健。
大学生保持心理健康的途径和内容。
要不断优化良好的校园环境。这是“硬件”条件。为大学生健康成长营造和谐氛围,我们学校正在为大学生健康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校园环境,在进行紧张的建设之中。应该说高品位的、愉悦宽松的校园环境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客观需要,如充足宽敞的教学大楼、设备齐全的实验室、资料丰富的图书馆、居住舒适的学生公寓以及优美的校园等,为陶冶大学生情操,培育高尚的人格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
要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我认为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保持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前提,这属于“软件”条件。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是因为人类有丰富的主观世界,而它的核心,就是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现在的大学生人群中有一种观点,大学不逃课不叫上大学,公开主张逃课,考试作弊不以为然,泡网吧、穿奇装异服是有个性,面对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生价值观,需要做出自己的选择。
制定一个切合实际的目标和期望。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所学校,但由于个人的理想追求期望不同,所走的道路也不同。我们要将思想政治教育跟就业设计和专业规划指导结合起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结合个人的兴趣爱好,帮助他们制定出明确的、分阶段的、可操作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奋斗目标,从而使大学生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培养起良好的心态。
提高抗挫折能力,掌握克服挫折的方法。人们在工作和生活过程中,经受失败和挫折是经常的事,但是人们对失败、挫折的感受不同,实质上是人们的心理反应不同。例如,一个人上街被偷了丢了钱包,这是客观事实,但是人们对丢钱包这个事的感受却可能不一样,可能对此漠然处之,也可能感到惊天动地。心理挫折实际上是一种感受,不是客观存在,人们可以通过心理的调整加以解决。 消除挫折给大学生带来痛苦的方法:
自我安慰法,伊索寓言有个故事:“有只狐狸原来想找一些可口的食物,但无奈总是找不着,最后只找到了一只酸柠檬。这实在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情,但狐狸却说:„哎呀,这种柠檬是甜的正是我想吃的。‟”这就是自我安慰法。当自己的欲求实在无法得到满足时,不要再想它有什么好处,而是强化自己已经得到的东西的好处,借此来减轻消除内心痛苦失望情绪。
自我宣泄法,所谓自我宣泄是指挫折所产生的能量通过自身一些活动,及时地发泄出来,促使心理得到平衡,情绪得到稳定的方法。当人们,特别是青少年适应不良,遇到矛盾冲突,遭受挫折时,会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引起一系列的生理变化,得不到及时的发泄,便会危害身体,消磨意志
情绪升华法,这是较高水平的情绪宣泄,也就是把情绪激起的能量引导到对自己发展进步有利的方面去。例如,法国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曾为自己的身材矮小和家庭贫困而自卑,立志在军事上获得辉煌成就;日本著名的企业家松下幸之助,4岁家败,9岁辍学谋生,11岁亡父,不甘命运摆布成为他一生奋斗的动力。他们成功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不为眼前的挫折所羁绊,通过情感升华,最后发展成为社会活动能力卓越、在事业上十分坚强有力的人物。
心理丰富法,现在大学生中存在不少心理贫困的人。其实,人的知识重要,但智力更重要,知识是死的,智力是活的。人的智力重要,但素质更重要,你的智力再好,素质不好也不行。人的素质重要,但态度更重要,你有素质,但没有主动、积极的态度对待学习和工作,同样不行。所以在人的发展过程中,态度是最重要的因素。
做好大学生的心理工作非常重要,大学时代是人生的黄金时代,年轻的大学生应该热情奔放、朝气蓬勃,但现实生活中,却有一些大学生性格孤僻,将心理封闭起来,遭遇到挫折、误解、冷落就可能引发个人的迷茫、抑郁甚至暴戾等。于是有人选择自杀,因为丧失了生活信心;也有人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伤害他人,
因为刹那间的爆发使之丧失了冷静与理智。面对日益显现的由于大学生心理问题而导致犯罪的现象,如何做好大学生心理辅导、如何引导大学生心理走向健康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参考文献
吴建玲《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质训练》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张大均《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清华大学出版社
摘要:本论文主要注重介绍心里健康标准的基本定义,心理健康的基本认识,什么是异常心理,对于出现异常心理时该进行何种治疗,以及对于如何保持心理健康的相关意见。通过相关的基本介绍让大家对心理健康有所了解,以及引起大家对心理健康的重视。
关键字:心理健康,心理健康认识,心理健康的维护。
心理健康标准的定义:现在对心理健康的标准是这样定义的:
一、具有充分的适应力;
二、能充分地了解自己,并对自己的能力做出适度的评价;
三、生活的目标切合实际;
四、不脱离现实环境;
五、能保持人格的完整与和谐;
六、善于从经验中学习;
七、能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八、能适度地发泄自己的情绪和控制自己的情绪;
九、在不违背集体利益的前提下,能够有限度地发挥个性;
十、在不违背社会规范的前提下,能够恰当地满足个人的基本需求;
心理健康的基本认识:
从广义上讲,心理健康是指一种高效而满意的、持续的心理状态。从狭义上讲,心理健康是指人的基本心理活动的过程内容完整、协调一致,即认识、情感、意志、行为、人格完整和协调,能适应社会,与社会保持同步。个体能够适应发展着的环境,具有完善的个性特征;且其认知,情绪反应,意志行为处于积极状态,并能保持正常的调控能力。 生活实践中,能够正确认识自我,自觉控制自己,正确对待外界影响,使心理保持平衡协调。心理健康对于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人的生理、心理与社会处于相互协调的和谐状态,其特征如下: 智力正常 这是人们生活、学习、工作、劳动的最基本的心理条件。 情绪稳定与愉快 这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它表明一个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处于相对的平衡状态,意味着机体功能的协调。 一个心理健康的人,行为协调统一,其行为受意识的支配,思想与行为是统一协调的,并有自我控制能力。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与思想相互矛盾,注意力不集中,思想混乱,语言支离破碎,做事杂乱无章,就应该进行心理调节。 良好的人际关系 人生活在社会中,就要善于与人友好相处,助人为乐,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人的交往活动能反映人的心理健康状态,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友好的交往不仅是维持心理健康的必备条件,也是获得心理健康的重要方法。 良好的适应能力 人生活在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大千世界里,一生中会遇到多种环境及变化,因此,一个人应当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无论现实环境有什么变化,都将能够适应。 心理健康并非是超人的非凡状态,一个人的心理健康也不一定在每一个方面都有表现,只要在生活实践中,能够正确认识自我,自觉控制自己正确对待外界,使心理保持平衡协调,就已具备了心理健康的基本特征。
心理异常:
心理异常的实质,就是异常心理的原因、机理和心理结构问题。心理异常是大脑的结构或机能失调或者人对客观现实反映的紊乱和歪曲,既反映了个人自我概念和某些能力的异常,也反映为社会人际关系和个人生活上的适应障碍。
但是要清晰地判别正常心理和异常心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目前最常用的区分标准主要有如下几种:
自我评价标准:如果自己认为有心理问题,这个人的心理当然不会完全正常,但一般不可能存在大问题。心理基本上正常的人,完全可以察觉到自己心理活动和自己以前的差别、自己的心理表现和别人的差别等等。这种自我评价在精神科叫自知力。
心理测验标准:心理测验通过有代表性的取样、成立常模样本、检测信度、检测效度和方法的标准化,才能形成测评量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专家的主观看法,但是,心理测验也存在误差,目前并不能代替医生的诊断。
病因病理学分类标准:这种标准最客观,是将心理问题当作躯体疾病一样看待的医学标准。如果一个人身上表现的某种心理现象或行为可以找到病理解剖或病理生理变化的依据,则认为此人有精神疾病。其心理表现则被视为疾病的症状,其产生原因则归结为脑功能失调。 外部评价标准:人的心理活动总是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大家都认为某个人有问题,一般就是正确的。即使旁边人没有看出来,专业人员也可以通过各种表现判断当事人是不是有问题。
社会适应性标准:在正常情况下,人体维持着生理心理的平衡状态,人能依照社会生活的需要适应环境和改造环境。因此,正常人的行为符合社会的准则,能根据社会要求和道德规范行事,亦即其行为符合社会常模,是适应性行为。如果由于器质的或功能的缺陷使得个体能力受损,不能按照社会认可的方式行事,致使其行为后果对本人或社会是不相适应的时候,则认为此人有心理异常 。
1 忧郁 由于种种原因,青少年会出现闷闷不乐,愁眉苦脸,沉默寡言的现象。 如果长时期地处于这种状态,就应当予以充分重视。
2 狭隘 表现为斤斤计较,心胸太狭窄,不能容人也不理解别人。对小事也耿耿于怀,爱钻牛角尖。
3 嫉妒 当别人比自己好时,表现出不自然、不舒服甚至怀有敌意,更有甚者竟用打击、中伤手段来发泄内心的嫉妒。 --成长中七种不健康心理
4 惊恐 对环境和事物有恐怖感,如怕针、怕暗、怕鬼怪。轻者心跳厉害、手发抖,重者睡不着觉、失眠、梦中惊叫等。
5 残暴 有点小事自己不快,便向别人发泄,摔摔打打骂骂咧咧,•有的则以戏弄别人为自己开心,对别人冷嘲热讽,没有温暖之心。
6 敏感 即神经过敏,多疑,常常把别人无意中的话,不相干的动作当成对自己的轻视或嘲笑,为此而喜怒无常,情绪变化很大。
7 自卑 对自己缺乏信心,以为在各方面都不如人家,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中,总把自己看得比别人低一等,抬不起头来。这种自卑严重影响了自己的情绪,对自己都缺乏情趣,压抑感太强。
心里异常的治疗:
心理咨询与治疗行业中有着众多的流派,其中最常见的有“精神分析治疗法”、“心理动力学疗法”、“来访者中心疗法”、“现实疗法”、“行为疗法”、“交互疗法”、“格式塔疗法”及“理性情绪疗法”等。
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于1946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是在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功能处于完满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状态。
目前健康的内涵拓展到关注个体的生活质量。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影响人们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有三方面:变化、贫困和老化。今天,三分之二的疾病发生与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关,一般在综合医院中,三分之二的疾病发生也与心理社会因素相关。因此,健康的心理对于适应环境的变化、增进身体健康是十分重要的。
从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健康的定义来看,健康应该包括生物、心理和社会三个层面。只有当这三个层面同时处于完好状态时,才可以说是健康的。相反,疾病是指个体在身体上、心理上或社会功能方面出现的各种障碍或异常。这就需要临床医生在工作中遇到病人时,不仅要考虑病人的身体是否有病,同时还要注意病人的心理及其社会功能是否也同时受到了损害。例如脑卒中后,病人在身体上出现了偏瘫,同时在心理上还可能同时存在记忆力下降、情感脆弱、焦虑、抑郁、易激惹、人格改变等,这些又会导致病人生活、工作能力的下降,使之无法胜任原来的工作,无法承担照顾家人的义务,病人可能因此认为自己成了“废人”,对生活失去信心,甚至会出现自杀行为。这就要求医生一方面要积极治疗病人的躯体疾病,同时也注意帮助病人恢复其心理和社会功能,而且心理和社会功能的恢复,对躯体疾病的康复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如果个体在身体上没有疾病,这只能说他具备了身体健康;如果个体在心理和社会功能方面处于完好状态,则可称为心理健康。实际上,在疾病过程中,病人的身体、心理和社会功能这三个层面受到损害的程度经常是不均等的,而且是以某个层面的损害为主,或者某个层面的损害是原发性的,进而影响了其它层面,使其它层面也出现异常,最终导致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的全面异常。如果疾病以身体损害为主,则一般称之为躯体疾病;如果疾病损害主要表现为心理或社会功能的方面,导致个体出现心理和社会功能出现异常,则称为心理障碍或精神心理健康的重要性1946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是在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功能处于完满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状态。
目前健康的内涵拓展到关注个体的生活质量。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影响人们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有三方面:变化、贫困和老化。今天,三分之二的疾病发生与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关,一般在综合医院中,三分之二的疾病发生也与心理社会因素相关。因此,健康的心理对于适应环境的变化、增进身体健康是十分重要的。
从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健康的定义来看,健康应该包括生物、心理和社会三个层面。只有当这三个层面同时处于完好状态时,才可以说是健康的。相反,疾病是指个体在身体上、心理上或社会功能方面出现的各种障碍或异常。这就需要临床医生在工作中遇到病人时,不仅要考虑病人的身体是否有病,同时还要注意病人的心理及其社会功能是否也同时受到了损害。例如脑卒中后,病人在身体上出现了偏瘫,同时在心理上还可能同时存在记忆力下降、情感脆弱、焦虑、抑郁、易激惹、人格改变等,这些又会导致病人生活、工作能力的下降,使之无法胜任原来的工作,无法承担照顾家人的义务,病人可能因此认为自己成了“废人”,对生活失去信心,甚至会出现自杀行为。这就要求医生一方面要积极治疗病人的躯体疾病,同时也注意帮助病人恢复其心理和社会功能,而且心理和社会功能的恢复,对躯体疾病的康复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如果个体在身体上没有疾病,这只能说他具备了身体健康;如果个体在心理和社会功能方面处于完好状态,则可称为心理健康。实际上,在疾病过程中,病人的身体、心理和社会功能这三个层面受到损害的程度经常是不均等的,而且是以某个层面的损害为主,或者某个层面的损害是原发性的,进而影响了其它层面,使其它层面也出现异常,最终导致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的全面异常。如果疾病以身体损害为主,则一般称之为躯体疾病;如果疾病损害主要表现为心理或社会功能的方面,导致个体出现心理和社会功能出现异常,则称为心理障碍或精神疾病。
如何维护心理健康: 正确的人生态度:正确的人生态度,来源于正确的认识与世界观。抱有正确人生态度的人,对周围的事物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即有远大的理想,又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因而在社会变革时期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头脑清楚,眼界开阔,立场坚定,既不保守,也不冒失……总之,正确的人生态度使他们在分析和处理问题时比较客观、稳妥,与时代共同进步,心态始终保持健康水平。 满意的心境:满意的心境是健康心理的重要内容,心理健康的人对自己、对他人、对工作、对学习、对生活都比较满意,没有心理障碍。满意的心境来源于正确的认识,由于他们能一分为二地论人论事,因而既能接受自己,又能悦纳他人。他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外貌、德才、学识有正确的分析。他们在别人的议论包围中既不会被赞扬、歌颂冲昏头脑,又不会因批评、责备而烦恼,因为他们对自己心中有数,能从别人的议论中吸取有益的东西。
和谐的人际关系:乐于交往的人往往能在相互交往中得到尊重、信任和友爱。这是因为他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别人,因而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矛盾。与人为善的人能够与大家互相理解,协调一致,相互配合默契。人际关系和谐,心情当然就比较舒畅,心理会处于健康状态中。
良好的个性:统一的人格和良好的个性是健康心理的重要标志,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保持统一的人格,做到自信而不狂妄,热情,坚韧而不固执,礼貌而不虚伪,灵活,勇敢而不鲁莽,既有坚持到底的精神,又不顽固执拗,始终保持坚强的意志、诚实正直的作风以及谦虚、开朗的性格。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哲学既是知识体系,又是意识形态。哲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以抽象的概念体系来反映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现实的社会运动,体现特定的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存在主义哲学与非连续性教育
(一)人发展的非连续性
就人的发展一般过程而言,生命会按照一定的方向和预定的目的,持续、不间断、呈一定规律性地发展下去。但由于个体存在的多样性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人并非总是按照既定的路线去发展。在人的连续发展过程中,常常存在一些突如其来的事件和不可预测的外在因素,引起生命发展顺序的局部中断、停止或转向。这些非连续性的发展主要发生在与理性思维相对的非理性领域里,例如人情感的突然转变、兴趣上的转向等,一次偶然的事件、一场特殊的经历都可能会突然改变人原本的情感、愿望和兴趣。“世界上没有规定人的本质的天然规则,人必须自己创造自己。人是一种具有主体生命的设计者,他在自己的选择、决定和行动中创造自己,成为自己。”因此,人的发展是非连续性的自我生成或自我创造。海德格尔将此在生存状态分为本然的存在状态与非本然的存在状态。通常情况下人们会选择以非本然的状态存在,通过压制自己的个性而与他人保持一致,从属于他人,将自己隐藏于大众的决策意见中,拒绝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逃避做出自我抉择,与公众的想法亦步亦趋,此种状态被称为沉沦。在这种状态下,只有通过彻底的转变和飞跃才能达到本然的存在状态,进行非连续性的自我创造或自我生成。斯普朗格由此提出,可以通过“觉醒”的形式实现自我飞跃式的非连续性发展。他认为觉醒是生命过程中非连续性、非阶段性的瞬间生成,是人在某一时刻的突然顿悟。博尔诺夫对此加以发展,意识到一时的“觉醒”对克服生存危机的重要性。
(二)非连续性教育思想
德国现代教育学家博尔诺夫批判性地吸收发展了存在主义哲学与文化教育学派的非连续性教育思想,并基于此发展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传统的教育学理论往往把教育看作是一系列连续的活动,儿童是在这种连续的教育活动中循序渐进、不断趋向完善的。博尔诺夫将以往的传统教育观点归结为两种典型,一种是积极塑造的工艺学观点,一种是消极的顺其自然的器官学观点。前者把学生看作是随意加工的原始材料,教育者可以按照一定的目的对其进行塑造,后者认为学生自身的发展有其内部的发展规律,应不受外界的干扰和控制,因此,教育不能随便干涉学生自身自由的发展。由此,博尔诺夫指出:“且不论教育的本质是积极的塑造还是自发的发展,有一点对这两种看法来说是一致的,这就是教育活动的连续性。”可以看出,博尔诺夫肯定人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连续性的假设,并指出以往的教育是按照确定的目的和已知的规律去塑造培养人,因此对于儿童施加的教育便是连续性的,这种观点基本揭示了教育过程的本质。但在他看来,这并不全面,教育者还需承认和充分重视非连续性因素如危机、唤醒、告诫、号召和遭遇等在教育过程中的客观存在,否则,它将必然干扰甚至导致教育的失误或失败。“在人的生活中会有一些突然出现的、非连续性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些事件纯粹的视为外来干扰。相反,这些事件具有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博尔诺夫认为,人的非连续性发展是由个体的复杂多样性和生活中各种偶然性因素综合影响而形成,教育需在承认其连续性的基础上,突出强调教育的非连续性形式,并将其看作是对人的一生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属于这类事件的有威胁生命的重大危机,突发的对新的更高级生活的向往,使人摆脱无所事事状态的号召和告诫,以及对今后生活起决定性作用的遭遇等等。”博尔诺夫将这些事件看作是教育非连续性的原因,同时也将其看作是非连续性教育的形式,进行非连续性教育的途径。因此,运用危机、唤醒、号召和告诫、遭遇等非连续性教育形式在人的生命发展过程中施加影响,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作为对连续性教育的补充,是十分必要的。
二、非连续性教育的现实启示
非连续性教育思想是基于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的理解、并重视发展人的非连续性教育的基础上而形成的。非连续性教育并不是一味否定之前的连续性教育,而是将被人们长久忽视的非连续性教育引入公众视野中,使其作为连续性教育的补充。突出强调教育的非连续性形式,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转变传统教育观念,为全面理解教育提供一个全新视角
教育过程是连续性教育与非连续性教育的有机统一,非连续性教育是对连续性教育的补充。非连续性教育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给人们揭示了非连续性教育形式的内容,提供了进行非连续性教育的途径,还在于它打破了人们的传统教育观念,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了这些非连续性事件对人的生命过程所产生的根本性的影响,从而使人们形成了对教育过程本质的全面认识。教育过程中,对人的培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给受教育者教授精心组织和安排教育内容时,总会时不时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从而影响教育者按照既定目的培养人的过程。由于人的复杂性、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更加不可避免地加重了教育过程中不连续性的成分,使得教育难以按照预先设定的固定轨道发展,总会因为突发性的因素偏离轨道,偏离之前的教育目的。既然这些外在的复杂的因素不为教育者所控制,且深深地影响着教育的进程和效果,那么,不妨换一种视角,改变原有传统的教育观念,认识和重视这些非连续性因素在教育中的独特作用,并通过相应的教育措施加以引导,使得非连续性因素产生积极的作用。教育者不能固守成规,对教育中的非连续性因素视而不见或消极回避,而应是大胆地正视和面对教育中会出现突变的现实,积极地采取相应的对策,为学生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保障教育向着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方向发展。
(二)为现存的教育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在当今这个社会高速发展、信息交流迅猛的时代,信息获取手段的多样和便捷使学生接触到的外界事物异常丰富起来。学生学习知识的手段不再仅仅局限于教师的讲授,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信息。这样一来,各种非连续性因素也跟着学生与外界交流的增多而变得更加活跃丰富起来,这些因素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现实生活中,学生在与外界进行交流、与他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困惑、不解,会出现一时情绪的波折、会遭遇一些不可避免的危机、挫折。这些看似很平常的遭遇,或许会在学生的内心世界里出现很大的转变。当下,出现的许多教育问题如青少年心理疾病、自杀事件和青少年犯罪等都反映出教育在这些问题上的缺失。这些教育问题的产生不是一时的涌出,而是教育对学生非连续性教育常年忽视的一个结果。学校教育注重于学生知识技能的学习,却轻视了学生在情感、态度上的轻微转变,忽视了一系列非连续性因素对学生自身的干扰。因此,教师应当用非连续性的观点去剖析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扎根于学生的生活,情系于学生的生活际遇,从分析非连续性因素的影响入手,解答学生的困惑,帮助学生走出困境。教育应当意识到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各种挫折、危机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教育者应通过一定的挫折教育、危机意识教育等生存领域的教育,让学生在挫折中更清楚地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磨练学生克服困难的意志和勇气,增强学生抵抗生活中各种苦难与不幸的能力。
1哲学思想与古代建筑
回顾中外古代建筑史,可以发现哲学对建筑设计的巨大引导作用。宗教建筑因其在建筑艺术和建筑技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崇高的社会地位成为西方古代建筑史的重点研究对象。宗教建筑中“神性”和“人性”的较量,或者说是宗教和世俗之间的斗争是研究宗教建筑乃至整个西方古代建筑史发展演进的一条重要线索。神性占主导的时期,宗教领袖作为神在人间的代表被无限崇敬,建筑利用幽暗、压抑的空间体现神的崇高和宗教领袖的权威;人性占主导的时期,建筑体现出世俗化的倾向,宗教神秘感和压抑感明显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人性的张扬和对世俗生活的美好期望。古埃及的金字塔和神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神以及神在人间的化身———法老的崇拜和敬畏。金字塔以其高大沉重的体量和简洁精准的几何形体反映出神权和皇权的威严和永恒。神庙建筑利用强烈的秩序感和压抑的空间感体现出神的强大和神秘。
神权政治成为古埃及建筑的主宰。古希腊具有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明,是欧洲文明的重要源泉。古希腊的建筑追求人性美而不是宗教精神,体现了平等、民主的世俗精神,优雅而明亮,功能也更加实用化。而古希腊建筑中精美迷人的比例尺度以及完美细腻的人体雕刻都明确体现了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思想。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数为万物法则的理念与古埃及的神权建筑的精神内涵有着本质的不同。雅典卫城充分表现了这种世俗情怀和审美追求。古罗马统治者通过宏大壮丽的建筑炫耀自己的丰功伟绩和古罗马帝国的空前强大。古罗马城市中拥有巨大尺度穹顶的建筑和纪念帝王个人功绩的广场都强烈地反映了这种精神追求和需要。万神庙、竞技场、凯旋门、凯撒广场、输水道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进入中世纪后,神学再次占领了统治地位,建筑也变回了神权统治的工具。适合世俗精神需要的希腊十字式教堂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适合宗教崇拜需要的拉丁十字式教堂,集中式的穹顶因为降低了宗教领袖的神圣感和向心力也被教廷打压。哥特式教堂体现了这一时期世俗精神针对宗教权威的抗争。高耸的室内空间使人们对天的向往远远超过了对宗教领袖的关注。哥特式教堂成为建筑师和工匠们宣扬自身工艺、审美,歌颂世俗之美的载体,在神高阔威严的空间里顽强地表达人性的存在。文艺复兴的光芒穿透了中世纪的黑暗,带来了智慧的复苏和人性的光辉。拥有恢宏的集中式穹顶的佛罗伦萨大教堂和圣彼得大教堂都体现了人文精神的回归。文艺复兴之后建筑出现了一段时期的波动性变化,古典复兴、浪漫主义、巴洛克、洛可可粉墨登场,建筑特征不再统一,但各自都明确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
这一时期哲学思想不断变化,建筑形式也随之变化。建筑形式的变换印证了人们的思想上的变化;相反,了解当时人们思想的变化也更能理解建筑发生的变化。古代欧洲建筑如此,古代亚洲建筑亦是如此。中国古代建筑是基于古人的哲学思想而产生的。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都源于天人合一、宗法思想、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例如,中国古代建筑多用木材而不用石材与中国古典阴阳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卑宫室”传达了儒家思想中不过多追求奢侈高大建筑的观念。群组建筑内各单体的等级关系和空间序列表现了古人重宗法、重伦理、重社会秩序的世界观。儒家思想长期处于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得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相对于欧洲哲学思想的阶段性变革而言变化较少,也因此影响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速度。鸦片战争后,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逐步传播,使得中国建筑界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很多适应工业化需要的新建筑。日本的桂离宫体现了传统日本哲学中的禅宗思想。桂离宫从整体布局到每一栋建筑,再到建筑的每一个细节,都深深地烙下了禅宗思想的烙印。纵观世界古代建筑史可以看出建筑随着思想变革而产生的时代性变化,建筑明显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人文历史环境对人们建筑观的影响甚至决定作用。
2哲学思想与近代、当代建筑
20世纪“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的作品深刻体现了建筑师个人的世界观对其个人建筑设计的影响。而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论战的焦点不在设计手法上,而在建筑哲学上,也就是建筑观的论战。当代世界著名建筑师都持有一套深具哲理和个性的建筑思想。哲学因素在建筑大师的建筑设计中发挥了显著的引导作用。关注当代建筑师的作品,首先要了解建筑师个人的建筑思想、建筑哲学和建筑观。当代建筑理论的发展呈现了多元化的特点,愈加明显地体现了哲学的引导甚至决定作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解构主义建筑和非线性建筑的出现。解构主义建筑是基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发展起来的。解构主义哲学强调打破现有单元化的秩序,包括社会道德秩序、伦理秩序、个人思想准则甚至由人的内心抽象的文化底蕴所形成的无意识的民族性格等等。而解构主义建筑则运用相贯、偏心、反转、回转等手法,具有了运动而不安定的外部形态。非线性建筑植根于德勒兹的哲学思想,以“平滑”思想和“游牧空间”去“生成”建筑,像植物生长一样,用自然的状态实现建筑设计,而不是将建筑与自然对立起来。非线性建筑是非线性哲学的物质实体,而不是简单的建筑视觉设计。也正是因为如此,业内将一部分空有其表而无其实的建筑定义为“伪非线性”。直接将哲学理论作为建筑设计理论是近一时期建筑理论发展的特点之一。这种理论上的哲学思想的明晰和外向性表达,给建筑设计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回眸最近半个世纪的建筑理论的发展,可以发现建筑师不仅从哲学思想中汲取灵感,甚至将哲学思想直接作为建筑设计理论的源泉和根基。哲学与建筑设计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哲学直接引导了建筑设计的进行。同时建筑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将实用功能与哲学思想糅合在一起,使建筑设计有了完全不同的思路和手法。
3哲学对建筑设计的引导作用
3.1理解新建筑
从传统的艺术、力学或者施工技术发展的角度分析当下建筑界各种新理论和新作品的出现,不易得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但从哲学层面去思考,认识到建筑是建筑哲学的表达的时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建筑理论和新颖建筑迸发出来。例如在中国国家美术馆投标中,库哈斯的设计没有采用传统的走廊加展厅的排列方式,而将展厅设计成“街”,展品的分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设计不仅体现了建筑师对建筑功能的认识,也体现了他对人、对文化、对行为方式的新理解。用哲学视角分析蕴含丰富哲学思想的新建筑,更容易理解建筑师的初衷和建筑作品的内涵。脱离哲学思想的新建筑往往徒有其表,哗众取宠。
3.2创新建筑设计
创新建筑设计,就是要打破常规,打破思维定势。思维定势对于建筑设计来讲,可以理解为“用别人的建筑观来做自己的设计”。大家都这么做,就是所谓的“常规”。建筑方案最吸引人目光的首先是“想法”,其次是艺术性,最后是功能造价等技术性问题。或许“首哲学、次艺术、后技术”是人们审视一个设计作品的常规顺序和心理状态。从哲学层面上入手,建筑师综合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建筑技术,产生的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更符合时代要求的设计理念并将这个设计理念作为核心展开设计,可以找到创新建筑设计的突破口。“本土建筑”寻求地域历史文脉的传承性。“山水城市”具有深刻的生态学哲理,其目的是建立“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人类最后的环境。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融合东西方文化理念,反对机能主义,认为建筑是人与自然的中介,是一座脆弱理性的庇护所。光、水、风教堂系列是安藤忠雄表达其建筑思想的杰作。作为非科班出身的建筑师,安藤忠雄凭借其独特的建筑风格成为建筑界特立独行的鬼才。创新建筑哲学可以提升建筑设计的品味,使建筑更具深度,更有内涵。建筑外在表现形式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哲学思想的创新。从哲学高度审视建筑的社会功能,实现利用建筑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理想,是建筑设计进入更高的境界的途径之一。
3.3创新建筑理论
“反映人的精神需求并解决社会问题”是新时期人们对建筑、对建筑师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创新建筑设计必然要求创新建筑设计理论。与时俱进的建筑设计,要求从实用功能、精神需求两个方面满足人的需要。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看,满足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较低层次的建筑目标;社交需求是很多建筑正试图达到的目标;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是建筑的高级目标。让建筑满足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首先要分析需求要点,整理设计目标,然后才是寻找途径实现该目标。缺乏哲学分析手段,建筑师很难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哲学与建筑设计的跨界联姻,使建筑理论有了新的突破口。建筑设计理论的发展必须适应人类物质、精神需求的发展。今后的建筑设计理论已经不再满足于外观、空间、功能、安全等较低层次需求方面的内容,更多地关注了满足较高层次需求的哲学思想的创新。马斯洛晚年提出“超自我实现”需求,犹如音乐家在演奏音乐时感受到的短暂的“忘我”体验。建筑应该帮助身处其中的人实现“忘我”,达到人类需求的终极目标。建筑设计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需求必然要求将建筑设计上升至哲学高度,用更高的视角、更宽广的思维去审视、去思考。建筑设计理论的发展对哲学的依赖程度也会逐步加深。
4总结
纵观历史,建筑自古以来便是人们头脑中的世界观在物质世界的反映,体现了人们的物质要求和精神追求。建筑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和取得的重要成就,都反映了社会哲学发展的成就。哲学引导建筑设计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今后前行的途径。社会在发展,思想在进步,利用发展的哲学引导建筑设计,可以使建筑更好地体现人文精神,解决社会问题,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中西哲学有普遍性,但中国哲学又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殊性。中国哲学的主题是 究天人之际 ,故 推天道以明人事 是中国哲学的普遍架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哲学类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唯物主义视阈中的虚拟经济
马克思以其极其敏锐而深刻的哲学判断力,从认识论悖论入手指出了这种“客体世界观”的根本缺陷。“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作为人类存在方式的实践,是人类直接生存于其中的客观物质活动。人类只能通过实践活动中确证世界的存在。由此发展出完全不同于“唯客体”的形而上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人以生产劳动的方式存在,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过程。因此,物质生产劳动成为人与自然界的内在联系过程。而生产劳动需要人的实践活动作用于客体之上,人与客体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人需要依据自身的生命需求用一种特殊的实践方式即生产劳动创造出劳动产品,而这些劳动产品是自然与人相互联系的纽带,是事物客体在人生命中的体现,表现为人维持生命的物质与意识的反映。因此,人以实践的方式与客观事物并存,也因为实践与客观事物相互渗透,并通过对方来表现自身的存在方式,形成了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得出结论:事物是普遍、内在联系的,客体就是凝固了的内在联系的过程,事物的本源是过程,主客体联系的过程,也就是矛盾的过程。一切矛盾就是过去一切联系结果与现在一切联系结果斗争的过程。辩证唯物主义为虚拟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积极的理论支持:
1、全球经济处于普遍联系中,中国经济只有在不断的和世界经济紧密融合的过程中,才能不断催生新的经济能量,经济才能充满活力。而真正能与世界经济紧密融合的便是虚拟经济。换言之,虚拟经济是中国真正融入世界经济的钥匙,是中国不断获得经济发展动能的重要动力源之一。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大的超越在于看到了“流量”的重要性,虽然凯恩斯未能解释货币———资本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社会权力,但毕竟已经认识到流动性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只有“存量”没有“流量”的经济是一潭死水,虚拟经济在促进流动性方面则有着巨大的优势。当然,虚拟经济的发展会带来负面影响,甚至相当强烈。一方面,虚拟经济的膨胀会增加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易创造出双重价格体系;另一方面,可能对资源配置产生误导,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但不能因为惧怕虚拟经济带来的风险性和负能量就割裂了中国资本市场与世界资本市场的联系,割裂了联系就等于割裂了中国经济发展发动机上的纽带。能量有正负之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后必然波及到中国,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只能在实践中勇敢的面对并加以解决。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二律背反,害怕和回避矛盾的后果是陷入更大的矛盾。观察经济社会发展要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审视,经济发展就是在正负能量不断对冲的矛盾中螺旋式的前进,每次大的波动后正能量都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带动世界经济螺旋式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说,虚拟经济本身也是一个二律背反,矛盾是动力的源泉。
2、虚拟经济非常灵活,把全社会的资金都吸纳进来,事实上,当今社会每个人都被编织到金融网络中,即使没有投资股票证券,也难以逃脱,如社保金、医保金等,都与虚拟经济有联系。虚拟资本是系统性权力,弥漫于整个社会,形成支配全社会的金融权力,既不定型又弥漫在每个人身上。
3、应正确看待经济稳定性。经济的稳定性一直是各国关注的焦点,通常根据一些经济指标来衡量,例如通货膨胀率,存贷款利率差、实际汇率波动指标、政府财政赤字等等。另外,人们的心理预期也是衡量经济稳定性的重要指标之一。辩证法认为,事物的稳定是相对的,事物的稳定性恰恰建立在不确定的基础上,稳定有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对事物的稳定无影响,不确定的范围确定确定性,这是辩证法认识对深层世界的认识,与旧唯物主义追求绝对的精确性相对立。把辩证法用于经济发展中我们就能认识到,这种不确定性即风险性,应当允许并重视经济发展中的正常波动,波动带来了风险性,但波动正是稳定的载体,波动代表机体内部新生力量的动力在突破旧势力的桎梏,是矛盾运动的表现。辩证法认为,每个层次要引起下个层次的变化,能量是不同的,所以每个层次的变化只能引起一个层次的变化,对其他层次无影响,各层次是相互绝缘的。08年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海啸,其破坏范围广,穿透力强让人们难以预料,关于金融危机为何破坏力如此巨大,下文将做专门阐述,总而言之,是由于没能正确对待虚拟经济造成的。
4、经济发展是个综合性过程,是在物质化社会系统整体性推进发展中同时发展的。无论是研究实体经济还虚拟经济,都不能只从经济学科角度去观察,应用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三种学科综合思索。当今中国,政治哲学强调人民性的重要性,经济发展的最终受益者是不是人民,是判断某个经济政策的重要评判标准。所以,在制定某项经济政策时,首先应把人民的利益考虑进去,还要综合考虑社会、文化、国际环境等诸多因素,中国资本市场发育的20多年,虽然问题和矛盾频现,但总体上国家和广大人民通过资本市场获得了巨大财富,国家资本不断增值,这是符合辩证法事物发展规律的。
5、提倡发展虚拟经济并不是忽略和否认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石,物质生产和交换永远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坚实的物质生产基础是虚拟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保证。
二、辩证的看待两个问题
关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的经济安全性和风险性等问题,需要借助辩证唯物主义原则进行解析。
(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是西方国家在经历了长时间资本市场泡沫积聚后的一次负能量的猛烈释放,是在虚拟经济畸形发展,攫取大量虚幻财富在西方人心里生成的“幻象”破灭后的集中爆发。把虚拟经济看成虚幻经济,游戏经济,完全脱离其现实存在的根基,任意创设虚拟的金融衍生产品,其本质已经完全脱离了唯物主义所坚持的世界观,当时的华尔街金融体系推崇‘游戏经济’,金融衍生品成为锻炼人的意志与想象力的工具。从马克思唯物主义本体论上理解,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不能理解为一种“直观对象”的存在关系,而是一种感性互动的存在方式,是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彼此独立而又统一的子系统。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应该存在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就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的过程,虚拟经济需要实体经济作为基础,实体经济也需要虚拟经济加以激活,正常情况下,张力内的经济的波动可以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与此相对立的“原像—镜像”关系实际上割裂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联系,导致虚拟经济从应该坚持事物发展规律引向唯心主义的危险行为,当张力被强行拉伸,虚拟经济本身的风险性就会因为过度的投机行为加深,不确定性变得难以被认识,这势必产生极其惨烈的后果,“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正是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才使得产品的货币形式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象的东西。但是,一当信用发生动摇———而这个阶段总是必然地在现代产业周期中出现,———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的、突然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实体经济以实物或服务的流动作为其运行的形式,而这些形式都是以资金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在虚拟经济中,资金是以膨胀的信用化形态出现的,如果资金的信用化膨胀进入到实体经济中的生产循环,则就形成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紧密互动。由于这种虚拟的信用资金弱化了实体经济所需要资金的作用,因此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虚拟经济的膨胀及波动促成了金融泡沫的生产,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因此,发展虚拟经济,并不是否认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不是忽略社会因素任意虚设,更不能完全脱离实体经济跨越发展。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虚拟经济就其本质而言有它存在的物质基础,“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既然把虚拟经济放在唯物主义视野中考察,就应承认它与实体经济的联系,承认其的现实基础,完全脱离现实基础的“虚拟经济”就其本身而言不是虚拟经济,是游戏经济和虚幻经济。虚拟经济是对现实基础的抽象和放大,且放大的比例应该在一定限度之内。承认虚拟经济的现实基础是实体经济,也就承认了虚拟经济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都是社会经济领域内的问题,二者之间联系密切,既具有矛盾的普遍性又有矛盾的特殊性,在对待二者关系上,尤其应注意研究特殊性,特殊性是事物的本质,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特殊原因,是事物之间区别彼此的根据。既不能用发展实体经济的经验发展虚拟经济、评判虚拟经济,也不能因为虚拟经济的特长就否认实体经济的存在意义,忽视其存在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是一种崭新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事物,在中国,无论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都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的,在发展中必然碰到许多问题,对于这些带有特殊性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用国外的或过去的经验去套,唯物史观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把所有问题都放在我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全面把握,中国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所有问题都应该在这个有机体中通过实践加以分析解决。或许,哲学的“贫困”在于它无法为所有学科提供该学科本身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哲学的魅力正在于它可以对所有学科进行批判和衡量,提供解决问题的正确思维和道路。
(二)虚拟经济的经济安全性和风险性
乌尔里希•贝克曾说过:“风险和不确定性是一种经济行为的‘准自然的’组成要素。”因此,虚拟经济也具有高风险性,这是由其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虚拟经济并不包括物质生产活动,因此其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但却可以对实体经济创造出的财富进行再分配,这也是其虚拟性的表现之一。随着虚拟经济的规模不断地扩大,势必会增加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风险。我国现在的市场经济中的也面临着微观性、不确定性与盲目性等消极因素。“作为虚拟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资产,包括期货、期权、掉期等衍生工具的价值,具有规避风险和发现价格的功能”,因此虚拟经济对经济系统中出现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能够有效地予以克服或减少,并由此为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切实保障,对于现代化风险投资和规模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虚拟经济的健康发展成为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三点原因:
1、随着经济虚拟化程度的加深,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弱,虚拟经济的价值系统逐渐取得相对独立,不再依附于实体经济,但是虚拟经济的价值系统由于对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产生影响,从而对实体经济的价值系统的影响却越来越强。
2、实体经济的价格主要受自然资源的制约,呈现出稳定的态势。但是,虚拟经济交易的载体是虚拟资本,而虚拟资本以资本化定价为基础,其价格主要受到人为心理因素的影响。因此,虚拟经济极容易产生频率较高的波动性。3、虚拟经济的重要功能体现在资本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提供的风险定价和交易机制,并提供了一个降低了交易费用的稳定环境,从而使得经济得以稳定增长。虚拟经济既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的风险性,又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并对现代经济增长起到了相当大的贡献,这实际上加强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异化”。基于以上原因,现代经济的危机发生主要并首先来自于虚拟经济领域,虚拟经济导致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从而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因此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以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是虚拟经济的安全。虚拟经济的安全运行能有效地抵御来自内部及外部的系统风险,确保国家的经济和国民财产的持续稳定的增长。当我们还在庆幸08年金融危机没有大规模波及中国的同时,一些经济学者把这些庆幸归功于中国尚未融入国际资本市场,人民币自由兑换没有打开等因素,但这种庆幸不能成为束缚虚拟经济发展的理由。虚拟经济本身就是二律背反,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消极因素,当前很多经济学者热衷于从如何消除这些消极因素进行研究,这在哲学上是否犯了蒲鲁东式的错误?“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起来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马克思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由此可见,正确认识虚拟经济的消极因素及其可能带来的对市场经济体系的风险,建立起虚拟经济的风险预警系统对于问题的处理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如何在日后避免金融危机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从哲学角度考虑,那就是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背景下如何引导、转化、控制这些消极因素所带来的负能量,把它的破坏力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使负能量带来的冲击做到最小化,从而降低风险,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不要企图消除它,消除了消极因素,就消除了虚拟经济本身。
三、基于历史哲学维度的审视
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虚拟经济的性质进行过深刻的批判,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瓦解,美元再一次被抽象,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发行大量的金融衍生品,用虚拟经济的方式掠夺发展中国家,带来资本的急速增殖和财富的大量累积,发达者愈达,贫困者愈贫困,资本主义的掠夺方式变得更加隐蔽和抽象。“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地球变的越来越小,整个世界都纳入到一个交织联接的网络中,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难以置身其外……各个领域突飞猛进,‘一日千里’、‘瞬息万变’通常只是一种形容,如今许多已经成为了现实。在这种形式下,任何闭关自守、试图封闭起来求发展,任何为我独尊、企图称霸天下,任何固步自封、陶醉于以往成绩,任何因循守旧、拘泥于不合时宜的观念和做法,都是行不通的,都必将被时代潮流做淘汰”。对于虚拟经济性质批判的观点,笔者对其本身并不否认。但马基雅维里早就深刻的认识到,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应当怎样,而是实际是怎样,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是马克思基于历史哲学高度的深刻思考,是马克思对自身的超越,是马克思主义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某些固守在观念中的不适时宜结论必定会被历史所淘汰,与其义愤填膺的坚守马克思所做的某些结论,不如用马克思的方法解决现实的问题,以此获得自身的利益,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思维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谈论人性一样,任何人性的都要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考量,我们在评判一种经济形式时,也应放在现存的社会关系和国际环境中考察,是拒绝融入国际资本市场,失去话语权,用一种阿Q精神的批判来自我安慰还是接受这种新兴事物主动与世界发达的资本市场对接,赢得话语权,参与世界资本市场蛋糕的分配,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08年的金融危机虽未大规模波及中国,但直到现在中国也不得不为发达国家“埋单”,这本身就是一个事实。克罗齐指出,历史就是在善与恶之间不同转换,进化并非由恶而善的转变,而是由善而更善的转变,在这转变中,从更善那个阶段看去,恶也就是善。这里的善恶不是伦理道德维度的善恶,而是历史哲学维度的善恶。新兴的事物在起初总是以“恶”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冲击着人类的活动和思维方式。当今世界,虚拟经济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一种经济形式,它所生成的虚拟生产力和虚拟生产关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人们获得财富的观念,对于虚拟经济的“善”和“恶”,即虚拟经济所带来的机遇和风险有待人们重新认知。风险是一种不确定性,虚拟经济在带来重重危机的同时,也酝酿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增长。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其洪水猛兽般的“恶”带来了世界性的灾难,但是,就是在这种“恶”中,“善”的萌芽开始发育,人们更加理性的思索虚拟经济的未来,当这匹脱缰的野马被重新拉回正确的轨道,能否给人类社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空间,历史终究会给出答案。问题不仅仅在于解释和批判,“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能不能既立足本国、坚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又具有世界眼光、加强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能不能既保证自己的经济安全、有效抵御各种外来冲击,又趋利避害、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能不能既扎扎实实做好当前的事情、不急于求成,又高瞻远瞩、准确地把握世界的发展变化;能不能既保持优秀传统、继承和发扬前任留下的好东西,又与时俱进、大胆进行改革创新……”这才是当下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真正思考并加以实践的责任。
一、哲学的本性
在古希腊“哲学”被称为“爱智”。虽然人们对于什么是“智慧”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达成共识,那就是哲学这一“爱智”并不等同于人们制造或生产出某个产品。它不是某种具体知识,而是人们对于人本身、人的活动以及人所生活的社会的一种理性反思。在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看来,别的学科都是与某种实际用途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哲学产生的情况却不同,它完全超越了实际用途。面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哲学倡导人们以理性的态度、向善的心理、高尚的情怀对待这些事物。哲学本身就是目的,学习哲学、掌握智慧,这本身就是人生的最高目的。
二、以人为本,提高哲学素养
众所周知,以人为本的理念已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学问,在关注自然、社会的同时,当然也少不了对人自身的理解和追问。因而,哲学教育应当从这个角度出发,培养受教者的哲学素养,锻炼受教者的哲学技能。
1、培养哲学精神
哲学教育是我国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就像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但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从哲学的本性出发,这种哲学精神的培养,就是要培养受教育者的理论反思意识和批判意识。唯有通过这种理性思维活动,才能不断激起我们对真理的积极探索,从而推动人类认识和社会的发展。
2、锻炼哲学技能
哲学的学科特点与其他不同,“处处留心皆学问”这句话,在哲学这里最合适不过。这是最基本的一种能力,可以让学习者从中体会到哲学的有用之处。再者,哲学为人们提供理想、信念和价值导向。它需要通过职业化实现其专业化。有了专门从事哲学学习和研究的人才,才能纠正哲学非专业化的弊端,才能培养哲学的学术品位,才能推动哲学事业的蓬勃发展。从事哲学教育的工作者应具有广博的知识、扎实的理论功底,应该善于研究教学的艺术,因此,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不断地接受再教育。
3、创设哲学教育情境
哲学教育不应当只局限于一种职业教育,而更应当是一种哲学精神的培养。如果把哲学当作每个人的“终生大事”,从事哲学教育工作成为从教者的一种需要,他便会充满激情的去演绎这给他带来莫大幸福的事业,而不再是千篇一律地把哲学教材当作一般性的知识来讲授。“生活哲学化”和“哲学生活化”,将会使我们的梦想插上翅膀,在真正的哲学的殿堂里,尽情享受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感悟更多关于宇宙、关于人生及其意义的启发。
三、结束语
哲学的用处就在于它是一门改变人自身、而不是改变人的客观环境的学问。如果一个人有了这样一种深厚的哲学教养,他就不会去随波逐流,他就能体会到心灵的自由,以及与这种自由相伴随的满足感与幸福感。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不断地在认识过程中“转向”或者“回头”,从而逐渐摆脱偏执而走向超脱,摆脱流俗而走向明智。
浏览量:4
下载量:0
时间:
哲学教育的发展水平和普及程度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综合素质与文化力量。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哲学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现阶段高校哲学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学生学习哲学的热情不高
现阶段,很多高校的多媒体教学条件有限,开展多媒体教学的环境受到限制。即使有的学校具备了相应的条件,教师在进行哲学课程教学的过程中也不重视利用多媒体对于实例的分析,往往偏重于哲学理论的讲解上。这样,学生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哲学的理论知识,但是不通过实例的运用分析,很难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与掌握,加上哲学理论讲解的枯燥性,导致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普遍不高,有的甚至出现抵触情绪。教师在进行哲学课程讲解时也不注重与学生的互动性,还是采取传统的填鸭式教育方式,这样不仅不利于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同时教师也不能随时掌握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不能及时调整课程安排以适应学生对知识的了解掌握程度。使得学生越来越觉得学习难度加大,失去对哲学课程学习的热情。
2.课程与实际生活联系不紧密
高校哲学课程对于其他的课程教学来说,其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更为密切,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无时无刻地都会接触到所学的哲学思想与理论。而很多的教师在进行哲学课程教育的过程中往往不能将实际生活和哲学教学工作有机结合,将现实生活隔离于哲学课堂教学之外。大学阶段的学生,对于很多事物都有自身的认知,但是通常都没有办法用正确的哲学理论去分析与判断事物的本质,容易受到社会不良思想的影响,而使自身价值观、人生观朝不良的方向发展。另外,如果课堂上所讲授的哲学知识和学生现实生活中的自我体验有所出入的话,极易导致学生在思想认知方面出现认知分裂情况,不利于学生人格的健康成长。
3.对学生考核形式过于单一
通常高校对于哲学课程学习的考核包含两个部分,平时成绩与考试成绩。平时成绩通常占有较小的比例,在30%左右,主要针对学生出勤情况、作业完成情况、课堂纪律性等表现进行评价。考试成绩是对所学理论知识的考察,很少出现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评价。因此,学生大多数都对学习哲学课程缺乏热情,学习中出现问题也很少进行深入思考与探索,仅仅是在书上寻找出答案就可以了,考前进行临时性突击,用死记硬背的方式去临时记忆一些知识点以帮助自己通过考试。
二、高校哲学教育改革的必然性
哲学教育工作是学校对于学生的教育工作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尤其是大学阶段,正是学生价值观、世界观发展与转变的重要时期,所以此阶段对学生的哲学教育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高校所有的课程中,哲学课程对于学生的思想教育性最为明显。不过,因为现阶段我国的教育理念以及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导致高校哲学课程在教学工作中存在较多的问题。虽然,现阶段我国的教育理念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很多的教师还是受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抱有应试教育的教学心态,急功近利,希望能让学生通过大量的练习取得较好的成绩,一些教师仅仅为了学生考出好成绩而进行教学工作。这种现象虽然较以前有所改善,但是也要求我们深入问题、寻找原因、制定措施,切实提高高校哲学教学工作的水平。在高校哲学教育教学中,教师所讲授的内容不仅不能结合时代发展,对学生的评价方式也过于程式化。很多高校所用的哲学教材虽然经过多次改版,但是内容几乎千篇一律,缺乏对教材内容的创新设计。高校对于哲学教育教学的课程教学时长又多有限制,致使很难充分扩展课堂内容,教学创造性发挥不出来。对于学生学习的评价几乎都是采取考试制度,试题的类型也千篇一律,都是强调对哲学概念以及知识的背诵程度,对于学生运用哲学思维的能力测试很少,很难让教育功能有效的发挥,也达不到培养学生哲学素养的目的。因此,高校进行哲学教育改革是必然的。
三、高校哲学教育改革的有效途径
高校哲学教育改革的目的就是实现高校哲学的素质教育,提升学生的哲学素养,关键还是要转变教师传统的教学理念,采取创新的教学方法与措施,以实现高校哲学教育的目标。很多研究及实践都已经表明,哲学自身所蕴含的批判内涵与理论融合能力可以有效的强化我们的思想意识水平,增强获取知识的能力,扩宽我们对人文认知的范围。此外,哲学的社会性功能发挥体现出了哲学的社会作用,而社会效用发挥的关键不是从事与哲学相关工作人员数量的多寡,主要是看社会中其他行业的人员是否拥有良好的哲学素养。因此,在社会中,哲学功能的发挥不但要求哲学专业人员找出哲学思想和实践效用的联系方法,还要求其他领域的人员将自身的哲学思维与方法应用到实践中来。
1.明确哲学教育的重点方向
对于高校学生哲学方面的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纯理论知识的教育以及纯形而上学的方式,在高校进行哲学教育的过程中要重视对学生哲学思想意识以及思维方式的培养,要加强对学生价值观、世界观以及人生观的培养力度。在高校哲学教育改革中一定要重视哲学的人文效用以及社会效用,将哲学的人文精神与社会精神作为哲学教学改革的特色来抓。
2.充分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
作为新时期的教师,尤其是对于哲学教育这种比较抽象的学科,教师必须要能够利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教师要通过多媒体手段让学生对于哲学课程所要学习的知识有个系统、整体的了解,让学生更加明了哲学学习的目标以及所要掌握的重点。在教学的过程中,还要利用多媒体手段多穿插于实例教学的内容中,让学生共同参与讨论,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自主性,还有利于学生对所学知识的了解、掌握与运用,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哲学课程教学效果的提升。
3.改进哲学教育教学形式
在进行哲学研究与哲学教育的过程中要防止教条主义,对学生的教学过程中也不能一味采取传统灌输的形式。教师在进行哲学课程讲授的过程中不能将自己看作真理的布道师,而应该将自己看作和学生一样,都是哲学真理的探索者。我们只有将批判与扬弃融入到哲学教学中才能让学生创新思想、跨越束缚,这样才能有效的提升学生的哲学素养。
4.考核形式要多样化
由于高校哲学教育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教育工作,在进行学生考核的过程中有必要建立多种考核机制。教师可以采用网络的形式,通过对话、博客以及论坛等形式,按照学生的参与程度以及发表内容质量进行评价。也可以就近期所出现的社会热点现象,让学生就其中的哲学问题及自己的观点写一篇论文作为考核的一部分,检验学生运用所学的哲学知识对于实际问题的分析与处理。也可以通过社会调研以哲学的观点分析、讨论社会中的某种现象,依据学生的表现进行考核评价。
5.强化与哲学教学相关的各个环节
对于哲学教育过程来说不仅要从教学的重点与形式进行改革和创新,还要重视其他与哲学教育相关环节的改革。对于所使用的教科书要加入更多能够让学生分析与讨论的历史事件,不能仅是介绍哲学知识的宣示样本。没有充分的分析与批判,学生就无法培养自主思考的能力,慢慢的使自己分析问题的思维能力降低,也大大减弱了学生学习的热情与积极性。哲学作为批判性的一个学科,必须结合实践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与哲学创新能力,这样才能使哲学教育解决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问题。
一、存在主义哲学与非连续性教育
(一)人发展的非连续性
就人的发展一般过程而言,生命会按照一定的方向和预定的目的,持续、不间断、呈一定规律性地发展下去。但由于个体存在的多样性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人并非总是按照既定的路线去发展。在人的连续发展过程中,常常存在一些突如其来的事件和不可预测的外在因素,引起生命发展顺序的局部中断、停止或转向。这些非连续性的发展主要发生在与理性思维相对的非理性领域里,例如人情感的突然转变、兴趣上的转向等,一次偶然的事件、一场特殊的经历都可能会突然改变人原本的情感、愿望和兴趣。“世界上没有规定人的本质的天然规则,人必须自己创造自己。人是一种具有主体生命的设计者,他在自己的选择、决定和行动中创造自己,成为自己。”因此,人的发展是非连续性的自我生成或自我创造。海德格尔将此在生存状态分为本然的存在状态与非本然的存在状态。通常情况下人们会选择以非本然的状态存在,通过压制自己的个性而与他人保持一致,从属于他人,将自己隐藏于大众的决策意见中,拒绝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逃避做出自我抉择,与公众的想法亦步亦趋,此种状态被称为沉沦。在这种状态下,只有通过彻底的转变和飞跃才能达到本然的存在状态,进行非连续性的自我创造或自我生成。斯普朗格由此提出,可以通过“觉醒”的形式实现自我飞跃式的非连续性发展。他认为觉醒是生命过程中非连续性、非阶段性的瞬间生成,是人在某一时刻的突然顿悟。博尔诺夫对此加以发展,意识到一时的“觉醒”对克服生存危机的重要性。
(二)非连续性教育思想
德国现代教育学家博尔诺夫批判性地吸收发展了存在主义哲学与文化教育学派的非连续性教育思想,并基于此发展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传统的教育学理论往往把教育看作是一系列连续的活动,儿童是在这种连续的教育活动中循序渐进、不断趋向完善的。博尔诺夫将以往的传统教育观点归结为两种典型,一种是积极塑造的工艺学观点,一种是消极的顺其自然的器官学观点。前者把学生看作是随意加工的原始材料,教育者可以按照一定的目的对其进行塑造,后者认为学生自身的发展有其内部的发展规律,应不受外界的干扰和控制,因此,教育不能随便干涉学生自身自由的发展。由此,博尔诺夫指出:“且不论教育的本质是积极的塑造还是自发的发展,有一点对这两种看法来说是一致的,这就是教育活动的连续性。”可以看出,博尔诺夫肯定人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连续性的假设,并指出以往的教育是按照确定的目的和已知的规律去塑造培养人,因此对于儿童施加的教育便是连续性的,这种观点基本揭示了教育过程的本质。但在他看来,这并不全面,教育者还需承认和充分重视非连续性因素如危机、唤醒、告诫、号召和遭遇等在教育过程中的客观存在,否则,它将必然干扰甚至导致教育的失误或失败。“在人的生活中会有一些突然出现的、非连续性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些事件纯粹的视为外来干扰。相反,这些事件具有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博尔诺夫认为,人的非连续性发展是由个体的复杂多样性和生活中各种偶然性因素综合影响而形成,教育需在承认其连续性的基础上,突出强调教育的非连续性形式,并将其看作是对人的一生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属于这类事件的有威胁生命的重大危机,突发的对新的更高级生活的向往,使人摆脱无所事事状态的号召和告诫,以及对今后生活起决定性作用的遭遇等等。”博尔诺夫将这些事件看作是教育非连续性的原因,同时也将其看作是非连续性教育的形式,进行非连续性教育的途径。因此,运用危机、唤醒、号召和告诫、遭遇等非连续性教育形式在人的生命发展过程中施加影响,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作为对连续性教育的补充,是十分必要的。
二、非连续性教育的现实启示
非连续性教育思想是基于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的理解、并重视发展人的非连续性教育的基础上而形成的。非连续性教育并不是一味否定之前的连续性教育,而是将被人们长久忽视的非连续性教育引入公众视野中,使其作为连续性教育的补充。突出强调教育的非连续性形式,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转变传统教育观念,为全面理解教育提供一个全新视角
教育过程是连续性教育与非连续性教育的有机统一,非连续性教育是对连续性教育的补充。非连续性教育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给人们揭示了非连续性教育形式的内容,提供了进行非连续性教育的途径,还在于它打破了人们的传统教育观念,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了这些非连续性事件对人的生命过程所产生的根本性的影响,从而使人们形成了对教育过程本质的全面认识。教育过程中,对人的培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给受教育者教授精心组织和安排教育内容时,总会时不时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从而影响教育者按照既定目的培养人的过程。由于人的复杂性、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更加不可避免地加重了教育过程中不连续性的成分,使得教育难以按照预先设定的固定轨道发展,总会因为突发性的因素偏离轨道,偏离之前的教育目的。既然这些外在的复杂的因素不为教育者所控制,且深深地影响着教育的进程和效果,那么,不妨换一种视角,改变原有传统的教育观念,认识和重视这些非连续性因素在教育中的独特作用,并通过相应的教育措施加以引导,使得非连续性因素产生积极的作用。教育者不能固守成规,对教育中的非连续性因素视而不见或消极回避,而应是大胆地正视和面对教育中会出现突变的现实,积极地采取相应的对策,为学生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保障教育向着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方向发展。
(二)为现存的教育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在当今这个社会高速发展、信息交流迅猛的时代,信息获取手段的多样和便捷使学生接触到的外界事物异常丰富起来。学生学习知识的手段不再仅仅局限于教师的讲授,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信息。这样一来,各种非连续性因素也跟着学生与外界交流的增多而变得更加活跃丰富起来,这些因素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现实生活中,学生在与外界进行交流、与他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困惑、不解,会出现一时情绪的波折、会遭遇一些不可避免的危机、挫折。这些看似很平常的遭遇,或许会在学生的内心世界里出现很大的转变。当下,出现的许多教育问题如青少年心理疾病、自杀事件和青少年犯罪等都反映出教育在这些问题上的缺失。这些教育问题的产生不是一时的涌出,而是教育对学生非连续性教育常年忽视的一个结果。学校教育注重于学生知识技能的学习,却轻视了学生在情感、态度上的轻微转变,忽视了一系列非连续性因素对学生自身的干扰。因此,教师应当用非连续性的观点去剖析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扎根于学生的生活,情系于学生的生活际遇,从分析非连续性因素的影响入手,解答学生的困惑,帮助学生走出困境。教育应当意识到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各种挫折、危机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教育者应通过一定的挫折教育、危机意识教育等生存领域的教育,让学生在挫折中更清楚地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磨练学生克服困难的意志和勇气,增强学生抵抗生活中各种苦难与不幸的能力。
浏览量:5
下载量:0
时间:
教育哲学在中国走过了一条曲折发展的道路。20世纪初从西方传入中国,到1949年取消教育哲学学科设置,再到1979年重开教育哲学一科,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教育哲学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自《政府论·下篇》问世以来,学界对约翰•洛克的政治自由思想以及基于这种思想的三权分立、人民主权理论一直保持着独有的浓厚的兴趣。《政府论·下篇》中所具有的吸引力部分是源自于该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某种极其真实的意义上说,这种独特魅力是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和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所赋予的。对于那些渴望挣脱暴政奴役——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精神世界中——的人们来说,他们最为关注的是:洛克那看似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理念以及这种理念在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独立宣言》中所发挥的威力究竟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真理?从一些社会尝试移植洛克式的政治制度(三权分立、人民主权等)的结局来看,这种看似美好的制度似乎并不是在任何土壤都会开花结果。这就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洛克自由主义政治、宗教、哲学以及他的法权、人权、民权思想真正的根基在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直到人们开始将目光转移到洛克的教育思想上时,才能明确给出。洛克的成人教育专著《理解能力指导散论》出版于1706年,也就是洛克去世两年后,洛克曾打算将其作为《人类理解论》的序言,该作曾被罗德·金(LordKing)认为是洛克所有的著作中“最有用的,最具有可践行性的著作”,赫尔姆(Hallam)也曾这样说过:“我真的不能想象在一个理性能力已经得到发展的年代,竟然会有父母会没想到要把这本小册子放到小男孩的手中。”[1](PP5~6)洛克成人教育的主旨是通过揭示偏见的形成过程来引导成人进行自我启蒙,摆脱无知和偏见的束缚,获得人格的自主和独立,这种自主、独立、理性的品格正是洛克的自由政治、宽容宗教所必须的前提条件。
一、洛克的“成人无知论”
从古至今,人们总会抱怨社会的堕落和罪恶,好像社会是独立于我们而自在的一个他者,事实上,社会不过是由每一个现实的个人组成的共同体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社会已变得罪恶和堕落,那么组成社会的每一个人特别是成人对这种堕落和罪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具体来说,洛克将成人无知的社会危害性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由于抛弃理性而陷入的无知:这主要是针对大学教授以及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高层知识分子”,从古至今,这些人是社会文化的领导者和阐释者,也是社会的精英阶层。如果这些人一旦抛弃了自己的理性,谄媚于自己和暴君的野心和虚荣,那么对社会的危险性将是不可估量的。但是,洛克并不指望唤醒这些人的良知,而是希望通过拆穿这种“无知”的实质,让人们“自知自己的无知”,即:发现自己当初所坚信的某些信条,只不过就是这些野心家灌输给他们的某些偏见,其实,当初霍布斯提出要“净化大学”的主要动机也在于此;第二种是针对社会普通公众由于陷入自己的偏见而导致的“无知”而言的。在洛克看来,偏见来自于两个方面,“习得的偏见和自我的偏见,”[2](P27)引导人们摆脱这自我偏见,通达“不偏不倚”的中立状态,并自觉按照《人类理解论》中所提出的理性原则进行自我启蒙,是洛克成人教育的关键部分。
二、有知者的无知及其社会危害性
在《政府论•下篇》中,洛克惊讶于博学的费尔默对绝对主义暴政表现出的那种狂热的“忠诚和谄媚”,[3](PP1~2)也感慨于那些无知而狂热的众人自愿地为暴政“慷慨赴死”的可悲可笑,洛克用整个《政府论•上篇》来揭穿费尔默文过饰非背后的“野心和贪欲”。[4](P2)其实,早在公元前5世纪,苏格拉底就瞥见了隐藏在诡辩家言辞中的残暴和贪婪,他的“灵魂助产术”针对的正是一个“具有暴虐灵魂组成的阶层,他们不是作为统治者,而是作为教师、演说家、小说家、诗人——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知识分子潜入人们的公共生活世界的”。[5](PP153~154)洛克在费尔默《先祖论》的字里行间看到了这些暴虐灵魂的影子,当然,洛克并不认为费尔默是孤军奋战的,早在1660年,洛克就开始揭露费尔默之流,亦即那些自称为宗教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暴虐之徒们如何利用所谓的“天赋观念”“天赋原则”“天赋倾向”“普遍同意”等谬论来控制俗人的灵魂,为暴政和宗教迫害者辩护。洛克深刻地意识到,一百年的战争就是这些居心叵测的宗教和政治精英们所挑起的,他们反复灌输给无知的信徒们所谓的天赋倾向、观念和原则,从而挑起战乱和纷争:“有的人既然装作是教师和宗匠,因此,如果他们以‘原则是不可追问的’这个原则作为一切原则的原则,那对于他们是有很大利益的。因为他们既然确立了天赋原则这样一个教条,他们的门徒一定不能不把一些原则当作天赋的而加以接受。这样一来,就使得他们的门徒废弃了自己的理性和判断,并且不经考察就轻易信仰那些原则了。在这种盲目信仰的情形下,他们的门徒就更易于受他们的控制,更易于受他们的利用,因为他们正是专以教训人、指导人为能事,为职司的。真的,一个人如果有权威来发布各种原则、来教授不可反驳的真理,并且使他人把他别有用心教人的原则认为是天赋的,那他在别人身上所有的权力亦是不小了”。[6](P65)洛克对“有学问的无知”状态之原因的揭示与培根在《新工具》中对陷入“四假象”[7](P21)迷雾的成人的无知的阐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相对而言,洛克的分析更加精细,洛克在《理解能力指导散论》中所提出的“不偏不倚”和“审查原则”不仅仅具有哲学意义、教育意义更具有政治意义和宗教进步意义。洛克希望能够用理性教育的手段来培养人们的理性能力,让他们能够学会独立判断,学会不偏不倚地思考问题,学会辨别出潜藏在一切著作中的真正意图和价值。这就是他之所以撰写《理解能力指导散论》的主要目的。摆脱偏见所造成的无知,是洛克对所有自认为自己“发明”了真理,并宣称他人思想为谬误和偏见的所有知识分子提出的忠告。
三、公众的无知及其社会危害性
这里所说的公众用洛克的话说就是那些“十有八九的常人”,[8](P1)这些人在精英主义教育家比如卢梭那里,被当作是“人类畜群”,在尼采那里,被看作是“末人”,但是在洛克看来,这些人并不是不可教的,他们并不因为处在社会分工的底层,就必然处于道德的低端,只要通过适当的教育,这些人依旧可以过一种现世的自由的幸福生活,帮助这些人摆脱无知是洛克撰写《理解能力指导散论》的主要目的之一。洛克揭露了这些成人陷入无知的客观和主观原因:第一,他们根本就很少推理,而是按照他人的例子行动和思考:“他们得出结论依据的只不过是一些未经反思的某一个或几个法则,这些法则无论对错,一直控制着他们的思想和心智,如果没有这些法则,他们就会完全迷惑不清,如果让它反思或者放弃这些法则,改用自己的理性,他们就会把这些格言和所有一切的真理都统统放弃,宣称根本就没有确定性这件事。如果你要试图扩大他们的思想,并尝试着教会他们一些更加理性和确定的法则,他们不仅不会理解这些法则,更不知道这些法则究竟有何用途”。[2](P21);[9](P43)第二,“用热情代替理智,让热情支配他们的行动和言论”,他们“不用自己的理智,也不倾听他人的理智,仅满足于适合他人兴致、兴趣或者政党”,“他们假设如果某个首领是好人,所以,他们的信条就是正确的;如果某个宗派的意见被认为是错误的,他们就认为这个宗派所有的信条都是谬误;如果某个信条久已被人们接受,他们就会断定这个信条是正确的;如果某个观念是新的,他们就假设这个观念一定是谬误”。[2](P17)第三,懒惰:由于天性的“懒惰”,很多人可能有这个机会却缺乏这个意志“循规蹈矩地按照理性的原则,考察各种意见,直到他们作出具有最充分的证据所支撑的决定为止”。[2](P72)第四,不可避免地受到一种“得势的情感”的控制。[6](P397)通过揭露产生无知的原因,来寻找摆脱无知的方法是洛克成人教育的首要任务,当将偏见从人们头脑中清除出去后,人们通过一种“不偏不倚”[2](P29)的方法,按照《人类理解论》中所提出的理性法则进行思考和行事,就能成为一个理性而自由的公民。洛克乐观地论述道:“每个人都带着一块理性的试金石,如果他善于利用,就能把货真价实的黄金和表面发光的东西分辨开来,把真实和表象区别出来。这种试金石的用途和利益也就是每个人天生理性的用途和利益,是那些想当然的偏见、傲慢和臆断和心智的狭隘,才使得这种高贵才能损坏和散失”,“每个人都知道他自己本身的事,而且他还知道别人对他寄予了什么期望……如果他肯反思自己的狭隘并充分利用自己周围可以帮助的力量,他会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来充实自己……他的心智就会得到加强,他的官能就会得到改进。”[2](P12)洛克进一步指出:“我们每个人天生就具有几乎能做任何事情的诸多官能和诸多能力,这些官能和能力能带给我们的利益比想象的还要多”,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在于是否能够发挥这种能力,“一旦这些能力经过练习,它能给予我们做任何事情的能力和技巧,并将我们引向完美”。[2](P14)当狂热的民众为了各自所谓的“真理和真正的信仰”而相互厮杀时,洛克也深刻地感受到了民众愚昧的社会危害性,但在他看来,公众的无知需要的是哲学家的帮助而不是诅咒。洛克在其成人教育专著《理解能力指导散论》中,挑战了潜藏在成人心智中的所有先在权威,包括理智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将人心还原为一块中立的不偏不倚的“白板”,试图重新构建新的理性秩序。尽管在洛克看来,成人的无知比儿童的无知更难以教导,[2](P70)但他相信对于成人的教育可以将他们从盲从和迷信的无知深渊中解救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洛克是当之无愧的“英格兰现代教育之父”。[10](P403)
四、结语
洛克的成人教育理论中隐含着一套对社会思想进行重新整体控制的控制论体系,这是他的社会控制论中最为基础的一部分。进一步说,他在《理解能力指导散论》中对成人的思想进行教育的过程,与成人学会按照《人类理解论》中所提出的理性法则行事的过程,以及父母学会按照《教育漫话》中所提供的教育方法教育子女的过程,三者本质上就是洛克按照理性法则重新控制人的“同意”[3](PP169~170)的过程。而人的“同意权”正是他在《政府论》中所倡导的自由政治的“合法性来源”。[3](P74)显然易见的是,洛克的这套全新的社会控制论能否奏效的关键就在于:能够将现实中无知的成人教育为按照理性法则行事的自由人。与那些将民众宣布为无知的,把自己当“神人”或者呼唤“超人”来拯救世界的精英主义教育家相比,洛克无疑是真诚而平和的。尽管洛克也真实地感受到了无知成人引发的种种暴力和迫害,但他相信理性的力量不仅能去除人间的暴君,也能够去除心灵中的暴虐和野蛮。总之,洛克对成人无知及其危害性的揭示,不仅具有教育意义,更具有政治意义和道德意义。
[摘要]生存教育要求达到的理想状态与其现实状况存在着巨大鸿沟,在教育实践中走入了误区。主要表现为生存教育概念的窄化、生存教育内容的异化、生存教育形式的僵化等问题,这使得生存教育丧失了其内涵的深刻性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实施生存教育应设置有梯度性的教育目标;生存教育的实施形式应该多样化;生存教育的理念应该扎根于生动活泼的校园文化体系之中。
[关键词]生存教育;生存哲学;生存问题
生存,其基础的含义是保存生命,这个意义上的生存是指作为自然人存在的最低标准和要求。在原始社会中,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是最为重要、最为迫切的问题,人类的教育与生存的本能息息相关。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中关于生存的教育在新形势下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意义。
一、生存教育在实践中的误读与困境
斯宾塞曾引入达尔文生物学中的“生存竞争”的概念来解释复杂又充满矛盾的社会现象,社会中人与人的竞争不可避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存方式,那是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存环境。”[1]适者生存,反之,不适者难以生存,如何能够更好地适应变化的环境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对生存问题的持续担忧下,科学技术得以逐渐祛魅,而对“人”本身的关注则越来越受到重视。生存教育在此土壤中生根发芽,它的实施能够促使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环境更融洽地相处,进而使人们个体性与社会性得到统一。然而,面对当下人们对生存教育的更高需求与在实践中对生存教育误读的矛盾,我们有必要对生存教育进行重新思考和审视。
1.生存教育概念的窄化
毫无疑问,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一些难以被精准预测的突发情况,例如地震、洪水、飓风等自然灾害以及袭击、战争等人为灾难,要从容面对不期而至的天灾人祸离不开生存教育。然而,生存教育就等同于在技术上对人们进行求生训练和安全教育等基本素质方面的指导吗?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当前学校教育中可能并不缺乏生存教育,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包含了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综合实践活动课、安全教育课等等,并且在校本课程和地方课程中都有相关内容涉及。但可以说,这些课程的实施对生存教育的理解只能是在浅层次上的。生存教育包括安全教育,但却并不仅局限于自救逃生等安全知识技能的传授。开展珍惜生命、交通安全、处理意外事件等片面理解的课程,将生存教育理解为传递知识取向,忽视了学生的独特体验,它不仅缺乏内在价值的体现,更是限制和窄化了生存教育的内涵,并不能体现出生存教育的全部意蕴。生存教育除了要保证维持生存的基本底线,还应该满足生存的内在意义,这是生存哲学任务讨论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向平凡人的基本生存,是“低限”问题;另一方面指富有追求的人的生存,称为“高限”问题。[2]也就是说,除了基本层次的生存问题,还有着由于当今社会迅猛发展所带来的技术扩张、科学迷信以及人们生存方式急剧变化所带来的精神匮乏等危机,对生存危机的警觉以及对生存价值的寻求等更为艰难的生存问题也寄希望于借助生存教育的良方。可以说,现今生存教育的主题已经不能止步于温饱和基本安全等生存问题,而是要迎难而上去解决关于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2.生存教育内容的异化
另外一种观点将生存教育作为与应试教育对立的一种教育模式,它认为生存教育应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以及生活技能。持这种观点的人以问卷调查数据说明现在的学生大多不会洗衣、做饭、做家务[3],并且认为生存教育就是应该“接地气”,将十字绣、剪纸等技能纳入课程之中。这些行为毋庸置疑是将生存教育当做技能技巧学习的载体,这种对生存教育的定位恰恰是舍本逐末的表现。其一,自理能力的确是学生必须具备的能力,但它是否能够属于生存教育的范畴仍有待探讨,对生存教育内容的选择不应该是什么都往里装;其二,技能技巧的学习可以看做是丰富学生的兴趣爱好或者当做课外实践活动的选题,但是将其拔高而视为生存教育的主体内容是万万不可行的。实施生存教育既要避免其内容的泛化,更重要的是警惕生存教育中滋生的技术主义倾向。过于强调技术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盲目去追寻某种情境性的、操作化的技巧,看似热闹多样化的课程内容却是对生存教育价值的遮蔽。生存不是简单地指人的“生命的存活”,而是指人作为生存者是“生成着的存在”,人的存在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它总是向未来、向新的可能开放,而不会最终完成于某一确定的状态,一旦凝固下来,它就会失去生命的活力、张力,物化甚至腐化。[4]缺乏精神内涵和价值承载的生存教育不具有任何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哪怕学生学了手艺有一定程度上的实用性,但在对个人、对社会未来的发展上所起到的作用仍是让人担忧的。
3.生存教育形式的僵化
生存教育现有的形式多以主题班会和主题活动进行。主题班会的主要内容是安全知识讲座,例如“预防踩踏事件”“防溺水与自救”“交通安全”“用电安全”的等等,主题活动包括“师生共建‘生存画廊’”“生存教育主题演讲赛”“生存教育知识竞赛”等等。[5]仅从名字上看,这些活动的形式都大同小异,不外乎包括知识讲座、活动课程以及专题探讨等,然而这样的形式是否使生存教育只是流于表面,是否能真正触及学生的内心唤醒其真实的情感呢?
第一,不管是教师讲座、学生演讲或是各类竞赛等等,生存教育的基本形式都无法避开知识传授形式。需要承认的是,生存教育的确离不开知识的传授,但是这不该成为其最重要的形式。不经过学生内化的知识只是学生大脑中存储的字符和图像而已,只有通过学生亲自体验或感悟的内容才能真正影响学生的观念和态度。
第二,生存教育在其本质中就隐含了实践与活动的倾向,然而在学校中以活动形式开展的生存教育并不能达到其根本目标,学校和教师对生存教育活动的理解仍处在初级阶段,并不是学生进行了演讲活动或者竞赛活动就是实施了生存教育。相反,生存教育的活动设计要有其内在的逻辑和维度,区别于理解知识点的表面化的活动。生存教育的活动是要让学生在具体情境中去实践体验,最终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与社会对话,甚至切实改善自身的生存境遇。
第三,较为新颖的生存教育形式借助了国外野外生存教育的思想,让学生在陌生的野外环境中去体验,但是这种形式的生存教育的前提之一是,所有活动都已经经过事先完善的安排、计划和组织,反倒更像是大型的野外虚拟游戏,试问在这种被设计的情境中训练出来的行为和观念,是否真的能够适用于现实社会呢?
二、生存教育在理念上的澄清
解决生存教育在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需要再考察生存教育的本质和内涵,而这就要追溯到支撑生存教育发展的生存哲学。从生存哲学的角度而言,生存教育主要应该关注的是“人”的状态。雅斯贝尔斯对生存哲学进行了相关研究,“生存”作为他的哲学中心和主要对象,“被视为一切现实问题的核心”[6],他提出了三个基本范畴,包括“自由、历史性、交往,生存本身是不能表述的,只有通过这三个范畴表现出来”[7]。
1.生存教育与历史性
雅斯贝尔斯从生存的视角来理解历史性,他认为人处在历史进程之中,并且正是人类的自我创造与人类所处社会的不断自我生成建构着历史。个人的生存具有有限性,它表现在生存是一次性的,是不能代替、不可重来的,而“历史是人的生存延续,只有生存意识能体现出历史意识,也使人成为历史的存在”[8]。个体的存在不应该被完全客观化,主观的个人生存意识使个体不再始终处于固化的状态,而是处于不断形成之中,这就需要持续进行内在的实践与反思。实施生存教育有必要对生存意识进行解构,求生意识与危机意识是生存意识中最基本的要素。求生意识是作为自然人基本生存的要求,是受一种历史责任感的驱使,它将个人的安全和存在放在首位;而危机意识是作为社会人存在的需求,是受历史延续性要求的驱动,它是个人持续追求发展的体现。求生意识从对象上看,既包括了对自我生存有意识的渴望,也包括了对他人生存无意识的支持,其核心内容是尊重全体的生命、关注生存的价值。从时间的延续上看,既包括了对当前生存的重视,也包括了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希冀,认识当下客观的存在的生存危机、保持危机意识和警惕性是人们必不可少的生存意识。
2.生存教育与自由
“生存自由强调的是一种内在自由”[9],内在自由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于雅斯贝尔斯所指的拥有选择的权力和发展可能性。人们可以根据个体自身所处境况进行主动的抉择,从而为生活提供一种可能的存在,自由和选择是开放的行为,它代表着主体的意向和愿望。生存自由有高低不同程度的区分,其最低标准是指能够生存,也就是指生存教育的最低目标是教会人们如何作为自然人生存下去。这不仅包括在紧急状况下进行自我保护和提供自我救助,而且包括生活自理能力等以维持日常存活的知识和能力。培养良好体格和提升身体素质是对身体健康的需求,而面对社会的急剧变化和快节奏的生活压力则对心理健康有了相应的要求。除却这些基本要求,生存和发展关系密不可分,更高层次生存自由的目标是以社会性生存和发展需求为主,以关注人的生存自由、追求人生质量和意义为重点。学校“作为无条件的‘生存共同体’,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物,它的本质不能由外部的共同属性来界定,而只能由每个人的自由存在来说明”[10]。这就要求生存教育必须超越原有旧有知识体系,超越对技术、技艺、技能的寻求,更多关注人的发展和自由生成,不断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进行更新,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能够更加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
3.生存教育与交往
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的核心概念是交往,是对存在最本质的认识。他既认为个体是孤独而区别于他者的,又认为个体是开放而能够与他者联结的。正是这种非封闭性使得具有绝对意识的独立价值主体能通过爱与理解等进行相互间的交往,在交往过程中实现生存的应有意义。雅斯贝尔斯提出的“生存危机”概念,实质上就是人类的精神危机,“生存的阐明使我们意识到,人不仅仅是一般意识,更不仅仅是世界中的一个存在,而且是一个丰富的整体,一个由知、情、意构成的精神”[8]。由于社会中愈发激烈的各类竞争,引发了人们的各种负面情绪和精神危机,人们过于轻视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人们对欲望的不满足带来冲动和焦躁,对存在的不确定性导致忧虑和恐慌,对他人的不理解造成冷漠和绝望。只有在社会交往中,人们才能走向他人、获得帮助、完成救赎。“在人的生存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实现生命的延续,人必须同时实现自然生命存在和社会生命存在的有机统一,必然处在与自然的互动、社会生产劳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结成的各种各样群体、社会、国家或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10]基于交往的生存能力既有对个人在社会中进行职业劳动的要求,也有对个体融入社会特定文化中的要求。生存教育中针对缺乏锻炼、缺乏挫折、依赖性强等问题,对人的培养就需要包含对个体实践能力的拓展,不断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使人自身综合素质得以提高;针对不断更新的动态知识观,则应该发展人们的终身学习能力;针对社会中自发形成的一套价值规范,则要夯实交流能力、增强适应能力,以此不断提高自身的交往能力,使自身存在拥有无限可能性。
三、实施生存教育的立体化路径
通过上述讨论可知,生存教育的实施离不开指导思想上的纠偏,将生存教育仅仅当做提高个人的自理能力或者正确处理应对突发事件的观念是不可取的,这是对生存教育深刻内涵的遮蔽。生存教育不仅需要求生意识和安全教育来促进个人维持基本生存,更应该关注作为社会中的个体所存在的危机意识。生存教育应该直面个体存在的精神焦虑和严峻的环境危机,使个体的发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且有所超越,在破除个体生存危机的同时,也对解决可能爆发的社会危机有着重大意义。要在真正意义上实施生存教育、触及生存教育的本质,还不可否认生存教育的价值追求。它除了让作为自然人的个体得以保全,更是让作为社会人的个体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既有在文化上的追求,也获得选择上的自由。
1.生存教育应设置有梯度性的教育目标
在对生存教育理念进行澄清之后,则应该讨论更为具体的问题,例如,生存教育的内容具体包括哪些,选择课程内容的原则是什么等等。开展以增强人们生存意识、丰富其生存知识、提高其生存能力为主要理念的生存教育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完善学生全面发展能力,使学生能够更好地迎接挑战、融入社会生活的重要措施。生存教育的内容应该兼容并包,并非是让学生有“一技之长”,而是让学生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获得“安全感”,这既包括学生对自身能力进行重新审视,也有学生对周围社会和环境的深入认识。生存教育内容的选择原则要考虑学生的学习需求、教师的教学能力以及课程内容的层次性。就学生的学习需求而言,一是需要对学生的安全“生存”进行教育,许多学校开设的防火灾、防溺水教育就属于这一类;二是需要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进行关注,包括与自身相处、与他人相处、与社会和环境相处等命题。就教师的教学能力而言,教师需要具有教学敏感性,关注到学生可能出现的问题,抓住时机进行教育教学,完成课程的动态生成,更进一步有能力独立完成课程开发。生存教育课程内容的选择不能千篇一律,还需要考虑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学习内容要有层次性,内容选择应是梯级式上升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中的生存教育应该达到不同的课程目标。
2.生存教育的实施形式应该多样化
在学校场域中,课程仍是实施生存教育的重要手段。生存教育的理念融入教学之中,体现在对课程的设置和丰富上,建构和完善的生存教育课程体系,积极对生存教育进行课程开发。(1)专门学科渗透,生存教育与学科性资源加以整合。这种模式主要针对生存教育基本知识的传授,旨在提高学生的生存意识,使学生获得生存所需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素养;(2)以增强学生身体素质为主的体育、以培训学生道德品质为主的德育等学科能够以专业课程设置的形式进行生存教育;(3)生存教育可以通过选修课形式进行课程的拓展和开发。在选修课模式下可以使用专题性案例分析,围绕相关主题开发生存教育活动,根据社会上实时发生的生存教育相关案例,深入探究生存教育相关的知识性话题,使学生获得更新的生存常识。3.生存教育的理念应该扎根于生动活泼的校园文化体系之中生存自由的可选择性要求对周围环境有着深刻的了解,这就要求学生去理解当下所处的环境。学校是个小型的社会,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密切,要使学校与社会进行更有效的衔接,生存教育就应该模拟真实的社会情境,全力打造校园生存教育文化。开展具有社会性质和文化性质的社团活动可以建构学生正确的道德观与价值观,初步使学生符合现代社会生存的潜在要求。并且在具有生存教育意义的社团活动中,学生能够掌握立足于社会所需的交流能力,不断进行反思。从而在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中获得精神的丰富,能够有意识地主动寻求生存的价值和意义,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另外,生存教育的理念应该体现在真实而丰富的实践之中。
生存教育存在于课堂内、校园内,而又不仅仅局限于此。学校有能力、有资源与社会共同搭建起一座桥梁,在实实在在的具体社会环境中为学生提供更多有意义的生存教育相关的锻炼。生存教育不应该局限于学校藩篱之内,而更应该走出校园,在落实社会支持系统的基础上,通过开展生存教育技能培训、生存情境相关演练、社会实习等多种形式进行社会综合实践活动,让学生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融入生活本身。更重要的是让学生获得应对可能的生存危机所必需的意志磨炼,从而得到精神的丰裕和敢于正视挑战的决心。“成功的教育并不是学生学业成绩的获得,不是整齐划一的教育结果,不是实用知识和技术的娴熟,而是影响学生的精神生活的教育,这是人的生存所必需的条件。”[11]现实状况使得对生存教育的探讨仍在继续,生存教育在实践不断完善其理论,又在理论指导下可以重新认识实践。生存教育仍具有发展的生机与活力,使人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
[参考文献]:
[1]黄全愈.生存教育在美国[M].南宁:接力出版社,2002:8.
[2]马天俊.生存哲学的低限问题与高限问题[J].哲学动态,2001(1):8.
[3]沈红珊,等.生存教育:一个紧迫的话题[EB/OL].[2009-01-14].http://gzdsb.gog.com.cn/system/2009/01/14/010458306.shtml.
[4]张曙光.生存哲学的命意及其当代旨趣[J].哲学研究,2001(1):2.
[5]中国生存教育网[EB/OL].[2014-8-30].http://www.zgscedu.com/index.asp.
[6]金寿铁.卡尔•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中的教育思想[J].社会科学战线,2013(8):5.
[7]冯契,徐孝通.外国哲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181.
[8]阳潭华.精神家园的丧失与回归[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9(6):35,45.
[9]张华.生存哲学视野中的自由教育[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140.
[10]罗明东.“三生教育”本质论———关于生命、生存、生活教育本质的思考[J].昆明学院学报,2009,31(1):7.
[11]朱欣,谢冬平.对雅斯贝尔斯存在主义教育哲学之阐述[J].学术交流,2012(2):191.
浏览量:5
下载量:0
时间:
任何哲学革命首先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维范式,也正是这种崭新的思维范式才导致了哲学的革命。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哲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卡尔·米切姆将技术哲学研究划分为人文传统及工程传统,这一划分得到了学界广泛的认可。20世纪80年代技术哲学经验转向之后,面向社会的经验转向与面向工程的经验转向分别延续了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及工程传统的技术哲学。无论从哲学发展、技术哲学学科建设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在强调技术哲学研究经验基础的今天,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研究仍具有首要性。
[关键词]人文传统;技术哲学;经验转向
一、技术哲学研究
传统的划分卡尔?米切姆(CralMitcham)通过对技术哲学研究的历史考察,将技术哲学研究分为人文传统与工程传统。工程传统的技术哲学的研究主体多为工程师,他们以技术为出发点,对技术进行考察与分析,由于其起点为技术,在看待其他事物时,也带有技术思维的影子。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则以人为出发点,探究技术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以及技术与人类社会中的各种要素如文化、政治等之间的联系。尽管米切姆的二元划分仅属一家之言,且有过于简单之嫌,但由于其概括性强,具有广泛的通约性,因此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伴随着对技术的怀疑与批判出现。在米切姆对技术哲学人文传统的划分中,主要包括了人类学———文化批判传统的路易斯?芒福德、哲学———现象学批判传统的敖德佳及马丁?海德格尔和社会———政治批判传统的埃吕尔等人的技术思想。芒福德考察了技术发展的历史,考察了技术的起源,区分了综合技术与单一技术[1]56,并对单一技术这种现代技术的主要形式进行了批判。海德格尔从他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出发,区分了古代技术与现代技术,并指出现代技术的本质并非技术性的东西,而是一种真理的形式,是展现存在的一种手段。埃吕尔认为,自己是用“与马克思研究资本相似的方法来研究技术”[1]75,他通过区分“技术操作”与“技术现象”对技术进行分析,指出技术是现代社会的统治力量。这些技术思想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是出于哲学的批判与反思精神,考察现代技术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由于环境污染、生产过剩以及经济危机等问题日益严重,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倾向于认为现代技术是有害的,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使一些哲学家诸如埃吕尔等认为技术是能够自主发展的独立系统,不是人类掌握技术,反过来很有可能是技术掌控人类。同时,这些技术哲学家也对如何面对技术引起的社会危机提出了一些见解,也“致力于探求人类怎样才能与技术发展一种更好的关系”[2]9-10。这种技术哲学研究在多个方面受到批判。首先,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家大多对技术持有悲观态度,他们的技术思想是出于对技术造成的不良后果的批判,因此较少关注技术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其次,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家在对技术的本质认识中赋予了技术主体性,倾向于把技术当作一种人类无法控制的独立自主的力量,技术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与人类使用并无太大关系,而是由技术本身决定。再次,在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的研究中,“技术被作为整体研究,……几乎没有注意到不同技术之间的差异性”[2]11。因此,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很少关注具体的技术,并不能对现实中的各种技术问题提出有效的建议。
二、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的当代体现
鉴于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20世纪80年代欧美技术哲学研究发生了经验转向。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概念由荷兰技术哲学家提出并进而在欧美技术哲学研究中得到认可和发展。汉斯?阿卡特胡斯概括了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三个特点:
第一,它不把技术人工物看作是先天给定的,而是试图打开黑箱,对技术的具体发展和模式展开分析。
第二,它认为技术可以从多个部分展开分析,而不是一个凝固的整体。
第三,它关注技术与社会的共同演化[3]13。菲利普?布瑞在其《经验转向之后的技术哲学》一文中指出,在经验转向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路径,分别是“面向社会的”经验转向与“面向工程的”经验转向。由于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要求打开技术黑箱,在具体的层面考察技术,面向社会的经验转向也关注具体的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媒介技术等具体技术成为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家的关注点。同时,由于受到社会建构论的影响,当代的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家对技术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再把技术当做独立的主体或系统,而是认为技术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社会中的各种要素都影响技术的设计、产品的制作等。也因为如此,他们对技术的批判采取了更为温和的态度。这种经验转向与之前的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关注的中心都是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以此为出发点评估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因而是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在当代的延续。具体来讲,在当代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中,温纳及芬伯格延续了技术哲学中的社会———政治批判传统。温纳吸收了埃吕尔的技术自主论思想,在更具体的层面上考察了技术,提出了较为温和的技术决定论。芬伯格沿袭了马克思及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尤其吸收了社会建构论的思想,他对现代社会、现代性及民主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形成了社会批判理论体系。当代哲学———现象学传统的技术哲学成果丰富,其中尤以唐?伊德的实用主义的技术现象学影响广泛。唐?伊德作为美国本土哲学家,沿袭了杜威的实用主义传统,同时结合现象学的分析方法,提出了人与技术的具身关系、解释学关系、它异关系和背景关系。当代的人文传统技术哲学研究已经开始考察具体的技术,不再把技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批判,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家对技术持有了更合理的态度,社会建构论对当代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
三、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的首要性
在两种传统的技术哲学中,米切姆从历史从属性、相容性和精神延续性三个角度阐述了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的首要性。即使在今天,技术哲学研究中更强调基于经验基础的研究,基于哲学反思与批判精神的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仍具有首要性。从哲学发展的角度来讲,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研究带来的是新的哲学视角,甚至可能开创一种新的哲学纲领;从技术哲学学科建设来看,秉承哲学批判反思精神的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是这一学科立足的根基所在。正如吴国盛所说:“当代中国的技术哲学家应该始终扣住‘技术何以能够成为哲学的核心问题’这个基本问题,否则,无非是把也已出现的相关话题和相关领域,一厢情愿地划到自己的领地上。”[4]同时,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以人类作为出发点,考察技术对人类社会可能造成的影响,是哲学精神的根本体现。在技术哲学中,“技术”是基础,“哲学”是核心,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研究相对于工程传统的技术哲学无疑具有首要性。米切姆对两种传统的对立及分裂的风险也有所提及,同时也指出了这两种传统融合的可能性,即来自工程共同体内部的德国工程师协会中的“人与技术”委员会,以及哲学共同体内部的技术的实用主义现象学。然而从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中可以看出,面向社会的经验转向与面向工程的经验转向之间仍然存在分裂的风险。因此,如何在两种传统的技术哲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两种技术哲学传统的汇通值得深思和探究。
[参考文献]
[1]卡尔?米切姆.通过技术思考:工程与哲学之间的道路[M].陈凡,朱春艳,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
[2]菲利普?布瑞.经验转向之后的技术哲学[J].闫红秀,译.洛阳师范学院院报,2013(4):9-17.
[3]朱春艳,陈凡.在“转向”中展现自身:国外技术哲学发展状况概览[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5(2):12-17.
[4]吴国盛.技术哲学经典读本[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2.
摘要: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以系统研究方法提出影响艺术产生、发展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说。他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不同的绘画流派、雕塑风格为依据对这些理论进行极为细致的阐释、论证,在不同地域、不同时空的文学艺术中产生了重大意义。艺术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系统中每个部分的变化都会影响达到艺术的理想。
关键词:系统论;种族;环境;时代
系统论认为,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新质。亚里斯多德的名言“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是对系统的整体性精妙的解释。同时系统论还认为,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上,起着特定的作用,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丹纳将这种系统论的研究方法运用到艺术的研究中,他将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的系统,艺术是其中的一个要素,系统中的各要素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同时,一件艺术品也不是孤立的,应该有联系地去理解,寻找它所从属的,从总体上去理解。
①艺术作品所从属的总体包括艺术家的所有作品,艺术家隶属的流派,与艺术家同乡的人。因此,了解一件艺术作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就要正确研究他们所属的那个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
②系统论决定了艺术研究是处于一个复杂而立体的多位空间中,空间中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和谐共生的研究平台。丹纳由于受孔德的证实主义影响,形成了彻底的科学精神。在他看来,“种族、时代、环境”所揭示的历史背景、文化观念、社会心理等意识形态就是文学艺术作品赖以产生的源泉。因而他的“三因素”并不单单指三种客观条件和现象,主要倾向成为一种具体化的抽象概念而存在。正如黑格尔把宗教、哲学、艺术看成理念或绝对精神的产物一样,丹纳认为“种族”、“环境”、“时代”是艺术理念三种基本要素。
③种族是艺术的“内部精髓”,环境是“外部影响”,时代则是内部主源下“外部影响”。每个要素的差异,都会使艺术系统产生变化。由于种族内部本能极大地差异,造就艺术创作也表现为多样性。如果研究下意大利人和一般的拉丁民族如何理解爱情、道德、宗教,再观察他们的文学、风俗、人生观,就能发现无数突出的征象都显示出一种类似的想象力。特色是喜欢和擅长“布局”,喜欢正规、和谐与端正的形式,爱好外部的装饰,更中画意。这种想象力了解人比了解自然多。
④正是如此,意大利画派瞧不起风景画,多采用人为题材。相比较下,尼德兰绘画则更多的是风景画,注重色彩的美妙与细腻。这是因为种族内部的本能决定的。尼德兰人居住在北欧,自然环境条件差异,使他们更粗鲁,好吃,感觉和动作迟钝笨重,但他们很慎重,神经更安定,脾气更冷静,使他们更能受理性控制,更加注重事物的本质、真相,看轻外表。然而,希腊人精神活泼,对现实生活的重视与喜爱,对于人的力量的深刻体会,力求愉快。使得希腊雕塑追求心灵的健康和肉体的完美。环境是艺术作品的“外部影响”,其实是环境对种族长久以来生存以及特性形成产生的影响。这是一种缓慢的形成过程,一旦形成之后,就会对种族的特性打上深深的烙印,深刻在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和哲学中,不会轻易发生改变,从而形成艺术家身上的地理基因,表现在艺术作品中是一种具有整体的倾向性的特征。
⑤它包括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和风俗、制度等社会环境。气候、地理因素决定了一个种族的性格特征。《艺术哲学》书中以自然环境对希腊人的影响为例,希腊两种地形,一种是丘陵,一种是滨海区。崎岖的山脉,几乎没有平原,以及天然的海湾,最长的海岸线,都不适宜耕种。因此食物很少,给人吃饱肚子、满足肉体需要的东西很少,但供养眼,娱乐感官的东西却很多。尽管特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影响到农业生产,因而影响到饮食,但宜人的气候使希腊人在稀薄、透明、光亮的空气中长大,从小就聪明活泼,不停地发明、鉴赏、感受。他们的戏院和剧场一切都是自然包办。太阳就是剧场的灯光、闪闪发亮的海面和阳光下的山脉是布景,这些自然的景色都足以让希腊人体验豪华的审美体验。这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造成希腊人身上都有水手的气质。丹纳认为时代是包括精神思想、社会体制与政治思想等在内的大集体,这些因素渗透在时代之中,构成供文化生长的特殊时代“精神气候”。
⑥中世纪的地狱般的生活让人们悲观抑郁、恐怖绝望、情绪激动。面对黑暗的生活,光明的天国与极乐世界的观念,对于每个受尽苦难或战战兢兢的心灵都是极好的养料。基督教顺应时代而产生,统治人心,启发艺术。哥特式建筑的形式寄托了中世纪人们的苦闷。怪异、大胆、庞大,投合了病态的幻想所产生的夸张的情绪与好奇心,显示了时代精神和风俗的影响。挺拔的尖拱,彩色的玻璃窗透过奇异的光线,都是人与上天最好的交流。哥特建筑那种微妙而病态的诗意,正好反映中世纪人们强烈而又无法实现的渴望,企图在这里得到寄托。因为时代不同,古希腊人重视舞蹈与运动两个科目,崇尚肉体,其展现健康和力量。同时,古希腊人还有一种特殊的宗教情绪,一种尊敬,崇拜自然力与神力的特殊方式。能够创造出如雅典卫城、希腊雕塑、诗歌等简单而静穆的伟大作品,而现代人只能创作出孤独、苦闷。尼德兰绘画、希腊雕塑都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以及人的思想感情、社会制度等。在“时代”因素里,丹纳认为要产生伟大的作品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自发独特的感情能不受制约的表现出来;
二是周围要有与你的思想近似的感情存在。
结语
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通过对不同艺术流派的研究,证明艺术作品不仅仅是现实的模仿,还是历史重要的见证物。艺术作品揭示了事物的主要特征,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在诸多关联部分构成的系统中,把握好每个部分和整个系统的关系。丹纳以其渊博的知识,为我们展现了不同的国家种族、不同地区、不同时代艺术作品以及其身后的生活。正是由于一个种族特殊的自然环境、社会和风俗习惯,时代精神,才产生了当时的艺术作品。当代艺术作品,正是当代艺术家以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将当代社会生活环境的思想进行表达与解读。
浏览量:5
下载量:0
时间:
文化哲学是当代哲学的基本形态,文化的本质是人的生命存在及其活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哲学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哲学是最高级的学问,所有的教育问题只有上升到哲学层面,才能找出出现问题的原因,并找到解决问题的策略。何为地理?我为何教地理?如何教地理?对这三个问题的思考与回答,构成了地理教育哲学的主体内容。地理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种智慧。为提高学生的整体素养、为改变学生的观念、为培养学生的思维而教、为学生的美好明天而教,这是地理教师应有的地理教学观。"转变思维方式,培养地理能力"是教好地理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地理教学;哲学;思考
哲学是最高级的学问,哲学处于教育的上位,所有的教育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哲学问题。当前,开始于2001年的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作为新课程有机组成部分的地理课程,也通过十余年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地理课程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例如,新课程改革提倡教师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到中小学课堂,便会发现无论是教师的教学方式,还是学生的学习方式,其实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探究学习、合作学习和自主学习这些新课程改革所倡导的学习方式只有在开公开课、优质课时才会使用,常态课依然以传统的讲授法为主,教师依然是课堂的主角。假如不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并加以解决,便会影响地理课程改革,乃至整个课程改革的成败。我们只有将地理课程改革中所出现的问题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深入思考,也许才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作者从事中学地理教学已二十余年,二十多年来,我时常思考三个问题:何为地理?我为何教地理?如何教地理?对这三个问题的思考与回答,构成了地理教育哲学的主体内容。
一、何为地理
“地理学是研究地理环境以及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①。这只是从学术层面对地理这门科学所进行的解释,而对于地理教师而言,地理同时又是一门课程。所以我们也需要从教育层面认识地理这门课程,并挖掘其丰富的内涵。
(一)地理是一门科学
在“第二届全国天地生相互关系学术讨论会”上,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首次提出了“地理科学”这一概念。钱学森认为应当把地理学称之为“地理科学”,并将其看做与自然、社会等科学并列的科学体系。地理科学可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分别为基础理论、应用理论以及应用技术三个层次②。地理科学的基础理论层次包括理论地理学、区域地理学、部门地理学(如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及其分支)等,应用理论层次包括数量地理学、城市学、生态经济学、建设地理学、应用地貌学、应用气候学等,应用技术层次包括城市规划、生态设计、环境保护、遥感技术、灾害预报、区域规划、地理制图、地理信息系统等多个层面的应用技术。与传统地理学研究对比之后便会发现,经层次划分之后的地理科学其研究领域更加宽广。从学科性质来看,地理科学兼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属性,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融合,并受哲学指导;从学科理论体系来看,地理科学具有从基础理论到应用理论再到应用技术不同层次的完整体系。钱学森认为,在现代科学体系中,应将地理科学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科学之间的桥梁科学,他起着沟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作用;在五大开放的巨系统中,应将地理科学视为星系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系统。此外,随着地理科学的不断发展,地理建设也已经发展成为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并列的四大建设体系之一。钱学森从复杂性系统科学的理论范畴中,从哲学和人类知识体系的高度,把地理科学提升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对国民经济有着重要影响的科学,从而使地理科学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理论以及实践意义。
(二)地理是一种智慧
地理学之所以被视为一门重要的科学,一方面是因为它揭示了地理环境的诸多规律,并在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中所应用;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地理科学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自身的独特且卓有成效的地理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地理学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综合性。地理环境由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等圈层构成,是地球表层各种自然要素、人文要素有机组合而成的复杂系统。地理学兼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性质。第二,地域性。地理学不仅研究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和空间结构,而且阐明地理事物的空间差异和空间联系,并致力于揭示地理事物的空间运动、空间演变的规律。地理学在现代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解决当代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等问题中具有重要作用”①。地理学的综合性特点对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具有综合性思维。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实际上是在利用自然环境中的一个或多个要素,而组成自然环境的所有要素之间均存在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对其中一个要素加以利用,必然会引起其他要素发生变化,最终甚至可能会导致整个环境发生变化,一个地区的环境发生变化,又势必会影响到其他地区的环境,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例如,人类在进行森林资源开发时,不仅仅是对当地的植被施加了影响,同时也影响了当地的土壤、水文、气候以及地形等其它自然要素。所以,对于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也要考虑到对自然环境其他要素甚至整个自然环境的影响。此外,不同区域内的自然资源之间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我国黄土高原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开发,不仅严重破坏了黄土高原的区域生态环境,使水土流失日趋严重,暴雨、洪涝灾害频发,土壤肥力下降,农业减产,农民生产、生活环境受到严重威胁。而且,黄土高原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开发,还导致黄河下游区域多年来风沙、盐碱、洪涝等自然灾害日趋严重,区域生态环境恶化,最终影响了黄河下游区域的土地资源。此外,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对一些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我们也要注意到,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还需要其他资源的配合,所以,即使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也会对所需配合的其他资源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人们在利用铜矿制造铜时,如果要制造出一吨铜就需要有三十五吨的煤炭能源进行配合,同时,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接近一百四十多吨的固体废弃物及其他废物,这些废弃物的排放对当地地理环境势必会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所以,即使像铜矿这种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也需要充分考虑对自然环境其他要素的影响,并及早制定相应的措施。地理学的地域性特点对于指导生产尤其农业生产也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大农业(种植业、林业、渔业、牧业)生产中,必须根据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因地制宜地确定大农业产业构成。比如温带草原带适宜发展牧业,温带森林带的山区适宜发展林业,平原适宜发展种植业,如果不能根据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因地制宜,不仅使当地的地区优势无法充分发挥,而且还会导致地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恶化。同样,在生态建设中,只有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比如:如果当地的气候较为湿润,可以重点考虑进行植树造林,但是必须结合不同地区的气候、土壤、地形等自然条件来选择适生树种。在相对干旱的区域,应该以灌木植被为主,并且形成灌木、乔木和草本植物相结合,搭配合理的植被结构,绝不能以单一的乔木树种为主。对于草原地区而言,其自然条件不利于树木的种植,应该结合当地自然地理环境制定恢复草被的措施,而不能以植树造林为主。对于那些不适合于开垦的土地,如果违背自然规律进行大规模开垦,势必会使当地水土流失加剧,土地退化,因此就应该因地制宜、退耕还林,恢复自然植被。总而言之,作为一名地理教师,需要对自身所任教的地理这门学科进行全面的审视。不仅要认识到地理是一门科学,还需要认识到地理是一种智慧。只有这样,一方面,我们才能看到地理学具有如此丰富的内涵及其巨大的价值,并以积极、自愿的心态进行挖掘,以最大限度发挥地理学的育人价值,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另一方面,我们也才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地理学之美,更加热爱自己所任教的这门学科,而只有真正热爱自己所任教的地理学科教师,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地理教师。
二、我为何教地理
“我为何教地理”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是一个让我思考了20多年的问题,其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发生了多次变化。概而言之,20多年来,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从“知识本位”到“学科本位”再到“学生本位”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刚刚走上教师岗位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始终相信“知识就是力量”,因而我一直把地理教学的目标锁定在知识层面上,认为教地理就是把尽可能多的地理知识教给学生,以便他们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应用。然而令人困惑的是,随着教书年限的增长,我发现教给学生的那些地理知识,学生过了若干年之后几乎忘得一干二净,又重新还给了老师,对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似乎没有产生多大的作用。我曾为此深感迷茫和失落。但是,每当毕业的学生回校看望我的时候,当我问到高中的地理学习对他们有没有帮助的时候,几乎所有学生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只是他们都说不清究竟是哪些具体的地理知识在起作用。我曾与自己十余年前的一位学生聊起他“印象最深”的一堂地理课。那堂课讲的是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和差异性。他说自从上了这节课,他的观念发生了变化,考虑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开始知道用整体性和差异性的观念去思考问题。虽然我所传授的地理知识,可能在多年以后这名学生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但是,在地理知识的学习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观念和思维、所培养起来的某种能力等等,是不可能被“遗忘”的,对他的终身发展都会产生积极影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分析,一堂看似平常的地理课,会对这名学生产生极大的价值。因此,我们在地理教学的过程中,具体的知识只是教学时的一个重要载体,我们真正要追求的是具体知识背后的东西。这也证明把地理教学的目标锁定在知识层面的教学观念是片面的、短视的,地理教学绝不是地理知识教学。我在高中毕业填报志愿时是没有填师范专业的,更没有填地理专业,当时的我对地理可以说是一窍不通。随着教学实践的深人,我对地理学科日臻钟爱,甚至时常因为自己是一名地理老师而自豪。我时常给学生讲学地理的好处,甚至一度天真地把我的地理教学目标确定为“把尽可能多的学生培养成为地理学家或地理工作者”。在和其他学科教师的交流中,我发现他们也有和我类似的愿望。然而,令我失望的是,班上那些地理成绩优异的“得意门生”,进入大学之后学习地理或者与地理相关专业的人少之又少,大学毕业后从事地理专业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显然,把地理教学的目标确定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地理工作者,更好地促进地理学科的发展”的“学科本位”的教学观念也值得商榷,至少是不全面的。在对“我为何教地理?”这个问题苦思冥想的过程中,头脑中时不时又会冒出另外一个似乎相反的问题,那就是:“假如我不教地理,我的学生又会怎样?”答案显而易见,假如我不教地理,我的学生就无法学习到地理知识,他们也就无法形成全面的知识结构。同时,我的学生也会因为没有学地理而缺失用地理学的思维、方法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势必影响到他们综合素质的提升,影响到他们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教育的最高目标是为了使人们能够过一个实现自我和负责任的生活作准备。”经过20多年的思考,我终于找到了我之所以教地理的理由:我之所以教地理,是因为教地理可以让我的学生获得全面的知识结构,可以让我的学生学习到地理学独特的思维方式、观念及能力,从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我对“我为何教地理?”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成为了我一直以来对地理教学的一种观念。也许学生今后会用所学到的地理知识解决一些问题,更多的时候则不会,但是我坚信,学生在地理学习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观念、思维方式以及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等等,其实在学生的工作、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作用。
三、如何教地理
以我多年地理教学的经验来看,要回答“如何教地理?”这个问题,需要经过自身长期的摸索与总结,不断积累教学经验,并将自己积累的经验放置于教育哲学的高度进行理性筛选,把最佳的教学理念保留下来,并沿着正确的教学方向开展地理教学。通过多年的总结,我认为“如何教地理?”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概括为几个字,即:“转变思维方式,培养地理能力”。这种概括也包含了如何教好地理的关键。地理知识作为教学范畴内的一门知识之一,同样可以把其划分为两种不同的形态,即外显的学术形态和内隐的教育形态。通过对这两种形态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外显的学术形态更加具有实用性,而内隐的教育形态则具有更多的教化作用。如果把地理科学的所有知识内容比喻为一座冰山,那么它的学术形态只是露出水面的一角,而它的教育形态则犹如淹没在水下那浑厚的山体。对于学生来说,知识的价值主要体现为:功利价值(为实现某个目标提供方法与手段)、认知价值(用以训练心智,提高认知能力与水平)以及发展价值(陶冶情操,修炼品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它们构成了一组由低到高的价值层次。教学理论与实践都表明,知识价值的发挥与知识所处的形态是密切相关的。当教学活动仅在知识的学术形态层面上徘徊时,知识多半只能发挥出有限的功利价值,只有深入到教育形态之后,才能使它的价值提升到更高的水平。由于知识的学术形态通常以结果的形式来呈现,而它的教育形态则蕴含于过程之中,因此,教学就必须关注过程、突出过程,坚持以过程为主线的原则。教师要尽力为学生营造一片广阔的时空,引导他们去探索知识的渊源,揭示知识的本质,进而体会地理的价值,感悟地理的美感,这才是成功的地理教学。众所周知,教材、学生和教师是地理课堂教学中最重要的三个因素,与这三个因素相对应,存在着知识结构、认知结构和教学结构三种结构形态和三条基本序列:与教材(知识)对应的知识序,与学生(认知)对应的认知序和与教师(教学)对应的教学序。高效课堂必定是一堂“三序合一”的课。为此,教师首先必须对教材内容进行认真分析,理清知识本身历史的、逻辑的演化脉络,并挖掘出知识的教育、教学价值,最终形成一条有关教学内容的“知识序”。其次,教师还要根据教育学、心理学理论,分析学生的认知结构与水平,最终形成一条符合学生认知水平和认知规律的“认知序”;最后,教师还要运用现代教学方法与手段,优化教学过程,形成一堂能够促进学生积极参与、主动探究的“教学序”。综上所述,正确的地理教学理念应该以“转变思维方式,培养地理能力”为切入点和落脚点,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按照学生的认知规律,通过对地理知识的重演,让学生深刻体会到地理知识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将教学过程转变成为学生的“亚研究”、“类创造”过程,使他们在获取地理知识的同时,丰富体验,启迪心智,培育品格,培养能力,从而全面落实新课程改革所提出的三维教学目标。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实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1.
②钱学森,等.论地理科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39.
[摘要]生存教育要求达到的理想状态与其现实状况存在着巨大鸿沟,在教育实践中走入了误区。主要表现为生存教育概念的窄化、生存教育内容的异化、生存教育形式的僵化等问题,这使得生存教育丧失了其内涵的深刻性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实施生存教育应设置有梯度性的教育目标;生存教育的实施形式应该多样化;生存教育的理念应该扎根于生动活泼的校园文化体系之中。
[关键词]生存教育;生存哲学;生存问题
生存,其基础的含义是保存生命,这个意义上的生存是指作为自然人存在的最低标准和要求。在原始社会中,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是最为重要、最为迫切的问题,人类的教育与生存的本能息息相关。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中关于生存的教育在新形势下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意义。
一、生存教育在实践中的误读与困境
斯宾塞曾引入达尔文生物学中的“生存竞争”的概念来解释复杂又充满矛盾的社会现象,社会中人与人的竞争不可避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存方式,那是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存环境。”[1]适者生存,反之,不适者难以生存,如何能够更好地适应变化的环境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对生存问题的持续担忧下,科学技术得以逐渐祛魅,而对“人”本身的关注则越来越受到重视。生存教育在此土壤中生根发芽,它的实施能够促使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环境更融洽地相处,进而使人们个体性与社会性得到统一。然而,面对当下人们对生存教育的更高需求与在实践中对生存教育误读的矛盾,我们有必要对生存教育进行重新思考和审视。
1.生存教育概念的窄化
毫无疑问,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一些难以被精准预测的突发情况,例如地震、洪水、飓风等自然灾害以及袭击、战争等人为灾难,要从容面对不期而至的天灾人祸离不开生存教育。然而,生存教育就等同于在技术上对人们进行求生训练和安全教育等基本素质方面的指导吗?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当前学校教育中可能并不缺乏生存教育,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包含了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综合实践活动课、安全教育课等等,并且在校本课程和地方课程中都有相关内容涉及。但可以说,这些课程的实施对生存教育的理解只能是在浅层次上的。生存教育包括安全教育,但却并不仅局限于自救逃生等安全知识技能的传授。开展珍惜生命、交通安全、处理意外事件等片面理解的课程,将生存教育理解为传递知识取向,忽视了学生的独特体验,它不仅缺乏内在价值的体现,更是限制和窄化了生存教育的内涵,并不能体现出生存教育的全部意蕴。生存教育除了要保证维持生存的基本底线,还应该满足生存的内在意义,这是生存哲学任务讨论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向平凡人的基本生存,是“低限”问题;另一方面指富有追求的人的生存,称为“高限”问题。[2]也就是说,除了基本层次的生存问题,还有着由于当今社会迅猛发展所带来的技术扩张、科学迷信以及人们生存方式急剧变化所带来的精神匮乏等危机,对生存危机的警觉以及对生存价值的寻求等更为艰难的生存问题也寄希望于借助生存教育的良方。可以说,现今生存教育的主题已经不能止步于温饱和基本安全等生存问题,而是要迎难而上去解决关于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2.生存教育内容的异化
另外一种观点将生存教育作为与应试教育对立的一种教育模式,它认为生存教育应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以及生活技能。持这种观点的人以问卷调查数据说明现在的学生大多不会洗衣、做饭、做家务[3],并且认为生存教育就是应该“接地气”,将十字绣、剪纸等技能纳入课程之中。这些行为毋庸置疑是将生存教育当做技能技巧学习的载体,这种对生存教育的定位恰恰是舍本逐末的表现。其一,自理能力的确是学生必须具备的能力,但它是否能够属于生存教育的范畴仍有待探讨,对生存教育内容的选择不应该是什么都往里装;其二,技能技巧的学习可以看做是丰富学生的兴趣爱好或者当做课外实践活动的选题,但是将其拔高而视为生存教育的主体内容是万万不可行的。实施生存教育既要避免其内容的泛化,更重要的是警惕生存教育中滋生的技术主义倾向。过于强调技术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盲目去追寻某种情境性的、操作化的技巧,看似热闹多样化的课程内容却是对生存教育价值的遮蔽。生存不是简单地指人的“生命的存活”,而是指人作为生存者是“生成着的存在”,人的存在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它总是向未来、向新的可能开放,而不会最终完成于某一确定的状态,一旦凝固下来,它就会失去生命的活力、张力,物化甚至腐化。[4]缺乏精神内涵和价值承载的生存教育不具有任何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哪怕学生学了手艺有一定程度上的实用性,但在对个人、对社会未来的发展上所起到的作用仍是让人担忧的。
3.生存教育形式的僵化
生存教育现有的形式多以主题班会和主题活动进行。主题班会的主要内容是安全知识讲座,例如“预防踩踏事件”“防溺水与自救”“交通安全”“用电安全”的等等,主题活动包括“师生共建‘生存画廊’”“生存教育主题演讲赛”“生存教育知识竞赛”等等。[5]仅从名字上看,这些活动的形式都大同小异,不外乎包括知识讲座、活动课程以及专题探讨等,然而这样的形式是否使生存教育只是流于表面,是否能真正触及学生的内心唤醒其真实的情感呢?
第一,不管是教师讲座、学生演讲或是各类竞赛等等,生存教育的基本形式都无法避开知识传授形式。需要承认的是,生存教育的确离不开知识的传授,但是这不该成为其最重要的形式。不经过学生内化的知识只是学生大脑中存储的字符和图像而已,只有通过学生亲自体验或感悟的内容才能真正影响学生的观念和态度。
第二,生存教育在其本质中就隐含了实践与活动的倾向,然而在学校中以活动形式开展的生存教育并不能达到其根本目标,学校和教师对生存教育活动的理解仍处在初级阶段,并不是学生进行了演讲活动或者竞赛活动就是实施了生存教育。相反,生存教育的活动设计要有其内在的逻辑和维度,区别于理解知识点的表面化的活动。生存教育的活动是要让学生在具体情境中去实践体验,最终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与社会对话,甚至切实改善自身的生存境遇。
第三,较为新颖的生存教育形式借助了国外野外生存教育的思想,让学生在陌生的野外环境中去体验,但是这种形式的生存教育的前提之一是,所有活动都已经经过事先完善的安排、计划和组织,反倒更像是大型的野外虚拟游戏,试问在这种被设计的情境中训练出来的行为和观念,是否真的能够适用于现实社会呢?
二、生存教育在理念上的澄清
解决生存教育在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需要再考察生存教育的本质和内涵,而这就要追溯到支撑生存教育发展的生存哲学。从生存哲学的角度而言,生存教育主要应该关注的是“人”的状态。雅斯贝尔斯对生存哲学进行了相关研究,“生存”作为他的哲学中心和主要对象,“被视为一切现实问题的核心”[6],他提出了三个基本范畴,包括“自由、历史性、交往,生存本身是不能表述的,只有通过这三个范畴表现出来”[7]。
1.生存教育与历史性
雅斯贝尔斯从生存的视角来理解历史性,他认为人处在历史进程之中,并且正是人类的自我创造与人类所处社会的不断自我生成建构着历史。个人的生存具有有限性,它表现在生存是一次性的,是不能代替、不可重来的,而“历史是人的生存延续,只有生存意识能体现出历史意识,也使人成为历史的存在”[8]。个体的存在不应该被完全客观化,主观的个人生存意识使个体不再始终处于固化的状态,而是处于不断形成之中,这就需要持续进行内在的实践与反思。实施生存教育有必要对生存意识进行解构,求生意识与危机意识是生存意识中最基本的要素。求生意识是作为自然人基本生存的要求,是受一种历史责任感的驱使,它将个人的安全和存在放在首位;而危机意识是作为社会人存在的需求,是受历史延续性要求的驱动,它是个人持续追求发展的体现。求生意识从对象上看,既包括了对自我生存有意识的渴望,也包括了对他人生存无意识的支持,其核心内容是尊重全体的生命、关注生存的价值。从时间的延续上看,既包括了对当前生存的重视,也包括了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希冀,认识当下客观的存在的生存危机、保持危机意识和警惕性是人们必不可少的生存意识。
2.生存教育与自由
“生存自由强调的是一种内在自由”[9],内在自由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于雅斯贝尔斯所指的拥有选择的权力和发展可能性。人们可以根据个体自身所处境况进行主动的抉择,从而为生活提供一种可能的存在,自由和选择是开放的行为,它代表着主体的意向和愿望。生存自由有高低不同程度的区分,其最低标准是指能够生存,也就是指生存教育的最低目标是教会人们如何作为自然人生存下去。这不仅包括在紧急状况下进行自我保护和提供自我救助,而且包括生活自理能力等以维持日常存活的知识和能力。培养良好体格和提升身体素质是对身体健康的需求,而面对社会的急剧变化和快节奏的生活压力则对心理健康有了相应的要求。除却这些基本要求,生存和发展关系密不可分,更高层次生存自由的目标是以社会性生存和发展需求为主,以关注人的生存自由、追求人生质量和意义为重点。学校“作为无条件的‘生存共同体’,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物,它的本质不能由外部的共同属性来界定,而只能由每个人的自由存在来说明”[10]。这就要求生存教育必须超越原有旧有知识体系,超越对技术、技艺、技能的寻求,更多关注人的发展和自由生成,不断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进行更新,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能够更加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
3.生存教育与交往
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的核心概念是交往,是对存在最本质的认识。他既认为个体是孤独而区别于他者的,又认为个体是开放而能够与他者联结的。正是这种非封闭性使得具有绝对意识的独立价值主体能通过爱与理解等进行相互间的交往,在交往过程中实现生存的应有意义。雅斯贝尔斯提出的“生存危机”概念,实质上就是人类的精神危机,“生存的阐明使我们意识到,人不仅仅是一般意识,更不仅仅是世界中的一个存在,而且是一个丰富的整体,一个由知、情、意构成的精神”[8]。由于社会中愈发激烈的各类竞争,引发了人们的各种负面情绪和精神危机,人们过于轻视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人们对欲望的不满足带来冲动和焦躁,对存在的不确定性导致忧虑和恐慌,对他人的不理解造成冷漠和绝望。只有在社会交往中,人们才能走向他人、获得帮助、完成救赎。“在人的生存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实现生命的延续,人必须同时实现自然生命存在和社会生命存在的有机统一,必然处在与自然的互动、社会生产劳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结成的各种各样群体、社会、国家或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10]基于交往的生存能力既有对个人在社会中进行职业劳动的要求,也有对个体融入社会特定文化中的要求。生存教育中针对缺乏锻炼、缺乏挫折、依赖性强等问题,对人的培养就需要包含对个体实践能力的拓展,不断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使人自身综合素质得以提高;针对不断更新的动态知识观,则应该发展人们的终身学习能力;针对社会中自发形成的一套价值规范,则要夯实交流能力、增强适应能力,以此不断提高自身的交往能力,使自身存在拥有无限可能性。
三、实施生存教育的立体化路径
通过上述讨论可知,生存教育的实施离不开指导思想上的纠偏,将生存教育仅仅当做提高个人的自理能力或者正确处理应对突发事件的观念是不可取的,这是对生存教育深刻内涵的遮蔽。生存教育不仅需要求生意识和安全教育来促进个人维持基本生存,更应该关注作为社会中的个体所存在的危机意识。生存教育应该直面个体存在的精神焦虑和严峻的环境危机,使个体的发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且有所超越,在破除个体生存危机的同时,也对解决可能爆发的社会危机有着重大意义。要在真正意义上实施生存教育、触及生存教育的本质,还不可否认生存教育的价值追求。它除了让作为自然人的个体得以保全,更是让作为社会人的个体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既有在文化上的追求,也获得选择上的自由。
1.生存教育应设置有梯度性的教育目标
在对生存教育理念进行澄清之后,则应该讨论更为具体的问题,例如,生存教育的内容具体包括哪些,选择课程内容的原则是什么等等。开展以增强人们生存意识、丰富其生存知识、提高其生存能力为主要理念的生存教育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完善学生全面发展能力,使学生能够更好地迎接挑战、融入社会生活的重要措施。生存教育的内容应该兼容并包,并非是让学生有“一技之长”,而是让学生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获得“安全感”,这既包括学生对自身能力进行重新审视,也有学生对周围社会和环境的深入认识。生存教育内容的选择原则要考虑学生的学习需求、教师的教学能力以及课程内容的层次性。就学生的学习需求而言,一是需要对学生的安全“生存”进行教育,许多学校开设的防火灾、防溺水教育就属于这一类;二是需要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进行关注,包括与自身相处、与他人相处、与社会和环境相处等命题。就教师的教学能力而言,教师需要具有教学敏感性,关注到学生可能出现的问题,抓住时机进行教育教学,完成课程的动态生成,更进一步有能力独立完成课程开发。生存教育课程内容的选择不能千篇一律,还需要考虑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学习内容要有层次性,内容选择应是梯级式上升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中的生存教育应该达到不同的课程目标。
2.生存教育的实施形式应该多样化
在学校场域中,课程仍是实施生存教育的重要手段。生存教育的理念融入教学之中,体现在对课程的设置和丰富上,建构和完善的生存教育课程体系,积极对生存教育进行课程开发。(1)专门学科渗透,生存教育与学科性资源加以整合。这种模式主要针对生存教育基本知识的传授,旨在提高学生的生存意识,使学生获得生存所需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素养;(2)以增强学生身体素质为主的体育、以培训学生道德品质为主的德育等学科能够以专业课程设置的形式进行生存教育;(3)生存教育可以通过选修课形式进行课程的拓展和开发。在选修课模式下可以使用专题性案例分析,围绕相关主题开发生存教育活动,根据社会上实时发生的生存教育相关案例,深入探究生存教育相关的知识性话题,使学生获得更新的生存常识。3.生存教育的理念应该扎根于生动活泼的校园文化体系之中生存自由的可选择性要求对周围环境有着深刻的了解,这就要求学生去理解当下所处的环境。学校是个小型的社会,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密切,要使学校与社会进行更有效的衔接,生存教育就应该模拟真实的社会情境,全力打造校园生存教育文化。开展具有社会性质和文化性质的社团活动可以建构学生正确的道德观与价值观,初步使学生符合现代社会生存的潜在要求。并且在具有生存教育意义的社团活动中,学生能够掌握立足于社会所需的交流能力,不断进行反思。从而在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中获得精神的丰富,能够有意识地主动寻求生存的价值和意义,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另外,生存教育的理念应该体现在真实而丰富的实践之中。
生存教育存在于课堂内、校园内,而又不仅仅局限于此。学校有能力、有资源与社会共同搭建起一座桥梁,在实实在在的具体社会环境中为学生提供更多有意义的生存教育相关的锻炼。生存教育不应该局限于学校藩篱之内,而更应该走出校园,在落实社会支持系统的基础上,通过开展生存教育技能培训、生存情境相关演练、社会实习等多种形式进行社会综合实践活动,让学生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融入生活本身。更重要的是让学生获得应对可能的生存危机所必需的意志磨炼,从而得到精神的丰裕和敢于正视挑战的决心。“成功的教育并不是学生学业成绩的获得,不是整齐划一的教育结果,不是实用知识和技术的娴熟,而是影响学生的精神生活的教育,这是人的生存所必需的条件。”[11]现实状况使得对生存教育的探讨仍在继续,生存教育在实践不断完善其理论,又在理论指导下可以重新认识实践。生存教育仍具有发展的生机与活力,使人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
[参考文献]:
[1]黄全愈.生存教育在美国[M].南宁:接力出版社,2002:8.
[2]马天俊.生存哲学的低限问题与高限问题[J].哲学动态,2001(1):8.
[3]沈红珊,等.生存教育:一个紧迫的话题[EB/OL].[2009-01-14].http://gzdsb.gog.com.cn/system/2009/01/14/010458306.shtml.
[4]张曙光.生存哲学的命意及其当代旨趣[J].哲学研究,2001(1):2.
[5]中国生存教育网[EB/OL].[2014-8-30].http://www.zgscedu.com/index.asp.
[6]金寿铁.卡尔•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中的教育思想[J].社会科学战线,2013(8):5.
[7]冯契,徐孝通.外国哲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181.
[8]阳潭华.精神家园的丧失与回归[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9(6):35,45.
[9]张华.生存哲学视野中的自由教育[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140.
[10]罗明东.“三生教育”本质论———关于生命、生存、生活教育本质的思考[J].昆明学院学报,2009,31(1):7.
[11]朱欣,谢冬平.对雅斯贝尔斯存在主义教育哲学之阐述[J].学术交流,2012(2):191.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哲学以其深刻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成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哲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中国书法艺术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本文首先讨论阴阳思想、中庸之道、天人合一思想等中国哲学思想在我国书法之中的体现。然后分析如何继承我国书法传统,如何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更好的书法创作,最后分析稳定书法结构和发展现代书法之间的关系,以更精确地把握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
关键词:书法;哲学思想;稳定结构
一、我国书法艺术中哲学思想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合了道家、佛教思想,对我国书法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也正是在儒道释三种哲学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书法艺术,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之中一颗璀璨的明星。总起来说,在我国书法艺术之中主要体现着以下三种思想:阴阳、中庸之道、天人合一,接下来就对这三种思想进行一一分析。
1)阴阳思想的体现。物体由太阳光照射下,向阳的一面为阳,背阳的一面为阴,这是阴阳二字的本意。中国古人将此二字引入哲学之中,指代一件有形或者无形事物互为相反的两方面,也代表着事物的两级对立,代表着矛盾的存在,代表着世间万物的成长与消亡。阴阳二字也渗透到书法之中,一个字写出来,写作者必须把握好字虚实、大小、方圆、刚柔、奇正、疏密,一个字的阴阳要恰到好处,才能阴阳互通,达到美观和谐的境界。一个字的虚实、大小、方圆、刚柔、奇正、疏密,又能让书法形成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白纸黑字,代表着阴阳相生,有道是“黑处是字,白处也是字”,写好一个字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白与黑的比例。
2)中庸之道思想的体现。中庸本意是儒家的重要道德标准之一,是指待人接物要保证中正平和,要做到因时制宜、因物制宜、因事制宜、因地制宜。中庸之道在书法之中体现在对艺术表达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一件优秀的书法作品能准确地表达创造者的情感思想,而且风格不会太过,也不会不足。笔力刚劲之时不能太过霸气,笔力柔美之刻亦不能太过娇媚;精巧之时万不可哗众取宠,中拙之时也不能过于平淡。过大或过小、过疏或过密、过淡或过浓都不能叫做美。书法也要讲求那个度,那个能准确而又完整地表达艺术和谐的度。在《兰亭序》之中,王羲之潇洒自如,挥毫泼墨,“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他仰望广阔的天空,俯瞰苍茫的大地,不禁沉思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尺与度,只有中庸之道才能让一个人安然驰骋在这苍茫天地之间,没有度,就无法生存,更无法达到“信可乐”的快慰。
3)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天”是指自然界,“人”是指人类和人类社会,人类和人类社会从自然界中形成,与自然界肯定存在各种各样的影响和联系。中国的书法也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艺术,天是指自然界的运动,人是指写作者的思想和情绪,书法融合了自然界生命的节奏,只有天人合一,把自然界的运动和写作者的思想相结合,才能写出真正美的书法。宋代书法沉着痛快,是因为那时的书法家面临一种"国家多难而文韵不衰"的局面,文人墨客将自身融入到国家命运之中,以书法抒发自身情怀,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境界。要写出一篇优秀的书法作品,一方面要创作者全身心得投入进去,表达出真正的感情,另一方面随意涂鸦不是真性情,优秀的书法作品还要求创作者有深厚的书法功底。王羲之的《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就是因为该作品中做到了“天人合一”,既有王羲之书法功夫的沉淀,又有其真性情的流露,只有这样的书法作品,才具有真正的美学价值,才能流传千年。
二、书法艺术中哲学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1)哲学思想在现代创作中的重大意义。中国书法产生于生产力低下的奴隶制时代,经过数千年的发展至今仍保留着其本原,保留着中国书法独特的精髓和韵味,根本因素就在那些蕴含在书法身处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正式因为阴阳思想、中庸之道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才造就了我国先辈这种朦胧却实际存在的美学追求。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字可能难以表达更复杂的语言意思,并根据文字的构造规律创造出一个个新的字形。如何在这一代代文字的传承中保持我国书法艺术的精髓,就是靠着保持书法内哲学思想的不动摇。在阴阳思想、中庸之道和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下,我国书法艺术的审美追求早已超出文字的本身,更加追求意境美和情趣美。我国书法艺术因其独特的哲学内涵而形成了一种艺术美感,并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追求和价值观念。自古以来,多少文人墨客以求得一墨宝而痴狂,唐太宗据说下葬也要带着王羲之的《兰亭序》,可见书法艺术对中国人的影响。
2)稳定结构与现代创作的关系。我国书法文字自从出现到现在,有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并形成了行书、楷书、草书等几大字体流派,由此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稳定结构,这个稳定结构自唐代以来到现代,其根据各朝代的审美标准和情趣有所调整,但本质上保持着我国书法的稳定结构持续发展到现在。这个稳定结构存在的根本是天人合一、阴阳和中庸之道等哲学思想,书法之“法”千变万化,但书法之“道”历久弥新。书法的稳定结构是我国书法发展的根基,没有了稳定结构,那将会丢失我国书法的精髓和哲学思想。但是在全球化发展日益深入的今天,各种文化相互交融,我国书法艺术也受着来自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影响。艺术商业化程度的加深、现代美术思潮的激荡和各种新型书法用具的使用,使得现代书法出现各种风格流派。1985年“中国现代书法首展”是我国书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其代表着我国书法现代创作时代的来临,汉字的、非汉字的、观念的、行为的、用具的方法手段全都和书法挂上关系,书法进入了现代创作的时代。现代许多美术作品被标上高昂的价格进入拍卖行之中,也不断促进书法艺术的商业化发展。由此可见,稳定书法结构和保持传统哲学思想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的根基,而现代创作是书法乃至全部艺术形式的发展趋势,如果一味的追求传统稳定结构,书法艺术就会被现代市场机制所淘汰,如果只追求现代创作的发展,那就会丢失书法艺术的精髓而失去了韵味。
三、结语
阴阳思想、中庸之道思想和天人合一思想是我国书法艺术的“软件”,是我国传统书法艺术的精髓。我国书法艺术传承至今,必然会受到商业化和国外其他文化艺术的影响,但蕴含在书法艺术内的哲学思想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的根基,只有把握住书法里的阴阳、中庸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才能保持我国书法艺术的特色,才能有更长远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钱定志.书法传统与创新之可能性浅探[D].武汉理工大学,2008.
[2]章剑华.中国书法的现代构建[D].南京艺术学院,2010.
[3]张宝倩.论明代书家对楷书的继承与发展[D].山西师范大学,2014.
[4]王毅霖.“超稳定结构”与中国书法美学现代转型的境遇[J].东南学术,2015,04:166-173.
[5]喻颖.中国线条艺术审美范畴论[D].华中师范大学,2013.
摘要:中国古典园林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视自然与人的统一,与老子的《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不谋而合。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是老庄哲学中有关自然的思想的体现,是受传统哲学影响的产物。
关键词:道家思想;中国古典园林;审美思想;天人合一
在中国几千年的古文明历史中,经过奴隶社会的夏商周三个时代的文化积淀,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社会初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不同学派以及各流派之间争芳斗艳的局面,历史上称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期。中国古典园林,作为集居住与观赏为一体的建筑宅园,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它是中国古代文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凝聚,也是文人忧患心态的物化,寄托着自我超越心绪的乐土,承载了道家的出世思想,以及模拟自然,向往三山五池的意境目的,追求理想的道德境界和审美理想境界。力求顺应自然,因地制宜,深悉自然特性,提炼山水精神,再造自然,一如自然。中国的造园艺术,反应了中国道教的哲学思想。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谐关系。以追求自然精神境界为最终和最高目的,本文便是通过分析道家哲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精神的共契,来探究中国古典园林中的道家思想的体现。
一、道家的主要思想
道家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道自然无为、无形而实存、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道家哲学首先摆脱儒家社会哲学的进路,直接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侧面切入,开展了以自然义、中性义为主的“道”的哲学。主张在天道自然无为,人道顺其自然的天人关系构架中,展开自身的思维体系。以幽深微妙的语言、高蹈隐逸之士的心态关怀世情。具有独任清虚、超凡脱俗,追求返璞归真的精神气质,使人的身心得到真正的释放。
二、中国古典园林
中国古典园林起始于春秋,发展于唐宋,全盛于明清。春秋时期中国的的政治、经济、文化,已经初具形式,园林的建造也就应运而生。以“苑囿”的形式出现在中国园林发展史上,选址一般位于原有山水的自然风景区,借助天然地理优势,成为中国古典园林的雏形。它是供帝王、后妃、大臣及奴隶主贵族们游览、观赏及打猎的地方,它是模山范水的写实园林,营建方式简单,在“囿”中布置土山、沼池和台,并且构亭、营桥、种植花木,使“囿”中有了成组的风景,这样,以自然山水为主题的中国式园林开始萌芽。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灭六国,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秦王朝封建大帝国,为了彰显至高无上的皇权,大兴土木、筑山理水,在“园林”中大筑宫室,开始以空前的规模兴建离宫别馆。在秦代短短的12年中所建置的离宫大约有五、六百处之多,仅在都城咸阳附近就有200余处。建造于这个时期的阿房宫按道家思想中的天上星座,来布列来安排地上皇家宫苑的布局,这就是道家哲学中的“天人感应”思想在帝都规划中的具体体现,而上林苑、兰池宫也以道家思想的神仙方士之说为为蓝本,纷纷挖池筑岛,模拟仙山。汉武帝时虽独尊儒家,但也相信方士神仙之说,故在宫内开太液池,并在池内置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以象征东海神山。这种“一池三山”的建园模式,不仅模仿了自然山水,而且又在其间注入了象征和想象的因素,这一做法对后来园林的山池组合产生了很大影响。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园林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宗教盛行于全国,寺观园林兴盛发展。园林虽然继承了古代“一池三山”的传统,但抛弃了秦、汉以宫室楼阁为主的形式,造园艺术开始崇尚自然。这一方面是受我国山水画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动荡,受到道家思想的避世隐逸、崇尚自然野趣等思想的影响。逐步形成了以自然山水为主题的园林风格。隋唐五代至宋,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沟通了南北来往,经济空前繁盛,也推动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唐代国力强盛,所以园林规模更为宏大,仍是前宫后苑的形式,著名的有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南内(兴庆宫),并在骊山建华清池。城东南有曲江池,每年定期向市民开放三天,是我国最早的带有公园意义的园林。文人学士参与的文人园,将山水画,山水诗、山水园林三大门类互相渗透,形成了中国山水园林的独特风格。宋徽宗赵佶,登位不久,嫔妃子嗣较少,帝位继乏人,道士刘琨康建议在城东北建园林,垒石聚土为山,宋徽宗亲自提名为艮岳,艮是八卦中代表东北方的卦象。不久后传来喜讯,果然添了一子。从此徽宗更加相信道教,把天下佛寺改为道观。清代自康熙以后,历朝皇帝都有园居的习惯,故而北京附近风景优美之地有许多行宫园林,西北郊先后建造了“三山五园”,即玉泉山的静宜园、香山的静明园、万寿山的清漪园以及圆明园、畅春园等皇家苑囿。此外,拙政园、艺圃、留园、网师园、寄畅园等江私家园林,大量建造,成为当时的风尚。当时的中国古典园林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古典园林的杰出代表,其已完全达到了写意山水园的绝妙境界,完全符合了计成“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理论。
三、中国园林设计理念和审美体现
道家哲学思想中国古典园林作为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个性特征鲜明,而又多采多姿,极具艺术魅力,为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之最。代表了我国园林艺术风格与成就,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财富。它被举世公认为世界园林之母,世界艺术之奇观。纵观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史,最初的园林是圈地养殖,田猎和蔬果用以满足人的生理需要;后来,园林有了高台,有了中国古典园林构造的先形,以人工手段效仿自然,其中透视着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文思想,特别是诗、词、绘画的思想境界。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艺术以追求自然精神境界为最终和最高目的,从而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审美旨趣。它深浸着中国文化的内涵,也体现了道家的哲学思想。中国古典园林造园不是单纯地摹仿自然,再现原物,而要求创作者真实地反映自然,又能体现出自然的多姿多彩。它有的似山林水乡,有的庭院深深,各具特色。如苏州古典园林的营造,位于市井之中,正验证了道家思维方式的相对论,园林以小为尚、小中见大;以简为尚、以少总多;以静为尚、静中观动。经过造园家的巧妙布置,形成一幅幅“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佳作:尽量避免对称,模拟自然山水地势,定出主景部位,或上或下,或左或右,使之曲折变化,小中见大,步移景异,引人入胜,把自然的灵性与人的情致融会在一起,运用到造园上,人工的痕迹深藏于自然之中。道家思想中,以《庄子》和《世说新语》为例,道家效法自然的核心在于追求精神自由,在于人格的成就。通过庄子所谓的“物化”,以虚静之心而来的主客合一,人与自然的合一,将人格与人生境界升华融化到超越当时社会上人格与人生境界评判标准的自然之大美中,是“效法自然”的主要内涵。如弯曲的桥、曲折的回廊、蜿蜒的小路等,曲直糅合,相互映衬,运用自如。园林中各色景物的布局安排,随形而建,随势而曲,游览其中,自觉在这有限的空间里,却常常感到看不尽,看不完,看不够。
四、“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体现
中国古典园林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视自然与人的统一,与老子的《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不谋而合。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是老庄哲学中有关自然的思想的体现,是受传统哲学影响的产物,它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认为“人”应该“道法自然”,主张返璞归真,反对刻意雕琢2。另外,“天人合一,师法自然”的自然观也深深影响了中国古典园林的营造法式和设计手法。因此,园林设计者们认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琢”比“错彩镂金”的美更能打动人。在园主人看来,一株精心修饰的花木远比不上一枝红杏出墙来的野趣、韵味。又如网师园,在原有水面洼地,而不勉强改变地貌来营造景观,布局以聚为主,适当引出小水湾,形成了烟水弥漫的水乡情趣。造园法则中,曲、直、大、小,抑、扬、虚、实的对比,相辅相成,这是源于老子辩证思维的方法。我国第一部园林艺术理论中专著《园冶》提出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3的园林设计总纲,即是对道法自然思想的继承和展现。
五、结论
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在造园思想、造园宗旨上,还是在园林设计、园林意境风格上,中国古典园林都蕴含着中国老庄的哲学思想、都受了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的浸润和濡染,将自然美与艺术美统一起来,既顺应自然,又对自然加以调整,高于自然,然后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彼此渗透:即造园艺术效法自然;分隔空间融于自然;园林建筑顺应自然;树木花卉表现自然。由此,它深深影响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从宏观的布置安排到自然界的微缩的布局设计,也使园内景色取于自然,融于自然,丰富多变,常有其中,容易产生共鸣,达到物我两相忘的境界。由此,直接影响到中国古典园林的借景寓情、曲折含蓄的设计语言,并且由此形成了在世界园林体系中独树一帜的园林风格。
参考文献
[1]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史》,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曹林娣:《东方园林审美概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
[3]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4]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价》,中华书局1984年版
[5]张岱年、方克力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浏览量:4
下载量:0
时间:
哲学作为“思想的思想”之认识论定位,表明它具有强烈的反思性,亦构成了它的超验性。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哲学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本雅明从语言哲学角度对翻译的本质做出了精辟的论述,他的“纯语言观”、“可译性与后续生命”以及“意指方式与精英读者”等核心观点对一系列翻译问题如翻译中原文、译文、读者的关系、翻译中形与意的关系、翻译立场的选择以及经典作品的复译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引发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翻译界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重新思考。
关键词:本雅明;翻译哲学;纯语言;理论价值;实践价值
瓦尔特?本雅明是20世纪翻译界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和翻译家,对翻译理论发展史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在1923年为波德莱尔的诗集《巴黎风貌》所撰写的序言《译者的任务》一文对翻译的实质、标准、方法等方面发表了独到的见解,其观点高屋建瓴,神秘独特,将译者从幕后推到了前台,从边缘推到了中心,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翻译的地位,一度被奉为“翻译的圣经”。国外学者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了对本雅明的关注和研究。美国女作家汉娜?阿伦特,英国翻译家保罗?德曼,法国解构主义创始人德里达、以及美国诗人、翻译家威利斯?巴恩斯等人均对本雅明及其翻译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德里达的名篇《巴别塔之旅》就是在他认真研究本雅明翻译哲学思想之后的成果。国外学者对本雅明翻译思想的研究注重从哲学及语言学角度的挖掘,认为本雅明的翻译思想重点是从语言的角度揭示翻译的哲学本质,即翻译行为所具有的形而上的本质与使命。然而,受长期以来的实用主义影响,我国译界对交际翻译理论、功能对等理论、翻译目的论、文化翻译理论等研究比较深入,对本雅明翻译理论的价值认识还远远不够。因此,本文拟从本雅明翻译哲学的各个层面对其翻译哲学思想进行再探讨,并着力分析本雅明的翻译观对一系列翻译问题的启示,特别是对历来争论不休的一些问题的启示,从而进一步揭示其翻译哲学思想的理论及实践价值。
一、本雅明翻译思想概要解读
(一)“纯语言”观
本雅明认为翻译是一种追求“纯语言”的方式,这一思想与他的语言宗教观密不可分。本雅明理论的卓越与非凡正是基于这个包括一切的语言概念:大千世界是由语言构成的,最终的目标是理解世界的构成,在不完整的人的语言和上帝的语言间达成和谐。这种思想受犹太教神秘哲学思想影响很大,并在格尔肖姆?肖勒姆的宣传下,被广泛接受。为了体现翻译的重要意义,一个前提便是首先要考虑语言理论,这是任何翻译和可译性概念的必要基础。在《译者的任务》发表七年前,本雅明曾发表了一篇更加形而上学的文章《论本体语言和人的语言》。在此文中,本雅明提出了人类语言中思想实体和语言实体的区别。本雅明假定了一个普遍的概念范围,将其命名为“思想实体”,完全脱离且区别于“语言实体”。人的思想实体和语言实体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但语言实体永不能包含整个概念范围。因此,一种语言根本无法表达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因为各种语言都是不完整的。依据圣经的观点,在天堂中曾经存在一种完整的语言,在人类企图建造巴别塔通往天堂之后,上帝便将这种语言分裂成不同的语言。因此,特定的单一语言便是起初纯语言的一部分,是不完整的,而翻译就是要使语言完整,要将分解的“意图模式”拼凑起来完善被认为是不完整的源语言。由此可见,“纯语言”是本雅明语言哲学和翻译思想的出发点和根基,它拥有超越性,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终极语言”。在此意义上,译者的任务就是把具有亲缘性的各种纯语言的碎片拼接粘合起来,在目的语语言中把流放在原语语言中的“纯语言”的可能性释放出来,从而使各种语言相互补充、相互融合而趋于圆满。
(二)可译性与后续生命说
在纯语言这个形而上的框架内,翻译于是也被提高到了语言的层面来理解。翻译将在对原作的再创造中把被囚禁在原作中的纯语言解放出来,从语言的流动中获得完全成熟的圆满的纯语言,因而,语言哲学中“不可译”的悖论在本雅明的翻译理论中并不存在。本雅明认为原作的可译性取决于:
1.在原作的读者中有称职的译者;
2.源语言需要翻译,而可译性是其固有的特性及内在法则。因为艺术作品不属于任何特定时期;相反,它的生命是短暂的。艺术作品具有“时间效应”,而这一效应以“语境”的形式渗透在作品中。这一“语境”无法复制,它必须重新建立,译者的任务就是利用语言转换的形式去重新塑造原文本的生命。换言之,每一个作品涉及到它的翻译时,都是一种新作品的诞生,可译性因而成为原作与译作之间至关重要的生命纽带,作品的被翻译则标志着原作的生命在译作中获得了最新的、完整的展现,从而使原作进入了后续生命的阶段。由此看来,翻译是由原作的可译性召唤出来的后代,原作必须仰仗译作来完成自己的生命过程。因此,译作不是服务于原作,而是因原作而获得自己的存在。这一观点为经典作品的复译提供了理论基础,因为译者只有在翻译中不断寻找“纯语言”,原作才能重获新生,原作语言与译作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才可被意指(表达)出来。
(三)意指方式与精英读者观
既然翻译是挖掘原语与译入语之间的“亲缘性”、“互补性”从而达到“纯语言”境界,那么寻求原语与译入语之间意指方式的互补交融则成为翻译的关键所在,因为“纯语言”只有借助语言间互补的总体意图才能实现,而译者正是要“从译入语中找出那特殊的意指方式,以便用那种语言创造出原作的回声”[1]。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是响应原作的要求,将它的意指方式带入译入语中,因为译入语需要这种外部力量来释放自身被隐藏的发展进化的可能性。由此可以看出,译者要传达“如何表达”的,而不仅仅是“表达了什么”。归根结底,翻译就是对纯语言的救赎。意指方式的提出也印证了本雅明可译性论述中对合格译者的选择问题。因为翻译对象不是一般的信息类作品,而是具有高度文学性与文学内涵的经典之作,所以译者必定是精英读者,否则译作必定是对原作内容与内涵的不精确的表述,从而成为劣质译作。因此,作为精英读者的译者,不能迁就一般读者的接受习惯与认知水平,而应该勇敢地传达新颖的意指方式,把原作带到一个更高、更完美的语言层次,用高标准引领读者,拓展其认知视野与鉴赏水平,这是翻译语言具有价值的先在条件之一。
二、本雅明翻译哲学思想的理论价值探析
(一)“形而上”意义
不同于传统观念,本雅明给翻译“赋予了某种本体的地位”[2]。本雅明提出的“纯语言”概念,从语言哲学的层面追问并回答了“翻译何以可能”这样一个翻译的本质问题,这十分类似于康德哲学三大批判的研究方式,追问的是翻译的前提条件、翻译的限度以及从什么意义上来讲翻译是可能的问题,从而深刻揭示了翻译的哲学本质。正如本雅明所说,“翻译最终达到表现语言间深层关系的目的,以满足我们的需要而达到表现语言间内部关系的目的”[3]。翻译的本质不在于交流沟通,不在于其传达的信息,而在于翻译就是人类在试图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必须使用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翻译就是我们的思维本身,是寻找种语言源头的工作。这一思想揭示了翻译这项极具实践经验的人类行为的本质、价值和基本方法,围绕翻译自身构建了一个理论研究的框架体系,并为其提供了相应的视域和立场界定,可以说囊括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所有基本问题。因此,本雅明一直被译界公认为是解构学派的奠基人。
(二)“翻译主体”意义
在历来的传统翻译观中,译者与译本是从属于原作者与原作之下的,向来都处于“奴隶”与“从属”的地位。译者甚至被要求隐形,最多只是被视为原作与译作之间的中介,这样,在翻译行为中译者对行为结果———译作至关重要的影响与作用就被忽略了。而本雅明却认为译作其实就是译者用译入语的意指方式所创造出的原作的回声,这样一来,译者与译作的地位就被提高到了与作者和原作相同的高度,从理论上极大提高了译者的主体地位。另外,精英读者观的提出,颠覆了接受理论的“读者中心论”观点。首先,在《译者的任务》一文开篇,本雅明就指出“在欣赏一件艺术品或一种艺术形式时,考虑接受者从来都证明是无益的”[4]346。因而,本雅明把译者的任务定位在了引导读者而非迁就读者的主动地位上。换言之,翻译不应该为了迎合普通读者的需要而存在,译作的优劣不以读者的喜好或可读性的高低为标准,一味迁就读者的认知和对市场的妥协,往往是劣势译作形成的根源。这种对译者主体性的确认、对读者需要的“无视”恰恰反映出了本雅明一贯对艺术作品翻译的严肃态度,也是其作为译者在精神上对艺术价值和职业操守的尊重和坚守,是翻译通往最高境界的努力,无疑值得我们深思。
三、本雅明翻译哲学思想的实践价值探析
本雅明不仅从哲学高度上对翻译的本质进行了追问式的思考,其生前还有大量的翻译实践作品。他的翻译实践为其理论建构打下了坚实基础,因此他的翻译思想不仅具有理论启迪意义,而且对于文学翻译实践同样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比如,困扰译界多年的许多纷争都可在本雅明的思想中得到较为明确的答案和启示。
(一)对翻译立场选择的启示
翻译立场即直译与意译或异化与归化,是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对翻译结果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因素之一,而立场的选择则与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与回答密切相关。本雅明认为翻译的本质不在于信息的传递,而在于语言本身,因为语言是伟大作品的基础,伟大作品又是语言的艺术,因此要保持对原作价值的尊重,直译是必然的选择。只有直译,才能达到译作的“透明”,即从译作中清晰的看到原作的所有风貌;只有直译,才能充分揭示语言间的亲缘关系,才能使语言间的意指方式交融互补。也只有直译,才能最大限度的保留译作中“异”的因素,保留原作的结构、句法、节奏以及独特的语言韵味和魅力,以最大限度的保留原作的文学意蕴。本雅明认为,翻译是一种追求“纯语言”的过程。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存在差异,这就需要在翻译中找到合适的意指方式。也正是这种差异本身丰富了目标语言的来源。那些外来的、不可译的概念和结构的引入,便参与到目标语言的持续补充之中,最终达到“纯语言”的顶峰。路德直译《圣经》,直接影响了德语的形态发展和变化,丰富了德语的表达,使其形式更加多样,音韵更加优美,表达更加丰富。因此,站在本雅明的翻译立场上,追求意义的传达与归化观念的译者必定是一个低层次拙劣的译者,他对自己语言惯用法的尊重远远胜过对外国作品精神的尊重,他错误地“保持了本国语言偶然所处的状态,不让自己的语言受到外语的有力影响”[4]358,从而忽视和限制了借助外来语拓展和深化自己语言的可能性,因而也无法完成作为一个译者的真正的任务。在这一点上本雅明与鲁迅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答曹聚仁先生信》中,鲁迅说:“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中国人不但要从外语输入新字眼,还要输入新语法”[5]。翻译要突显语言之间的差异性,新的表达方法便可由此催生。本雅明的直译观虽有一定的局限性,却提醒译者防止以本国语读者为中心的过分归化意译的做法。
(二)对“形意之争”的启示
长期以来,在翻译研究或实践中,无论是语言学派还是文化学派,历来都提倡以交际目的为准绳,力求译文最大限度地传达原文的精神和内容,即语言服务于内容。而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的第三节就开宗明义地指出:翻译是一种形式。他的意指方式的概念囊括了通常意义上的语言形式概念所包含的绝大部分因素,如词语特征、句法结构、章节构成和修辞方法等等,因此,精心细致的融汇原作的意指方式,“从译入语中找出那特殊的意指,以便用那种语言创造出原作的回声。”[4]354。本雅明使我们意识到,文学作品说到底是语言的艺术,文学是纯语言在世间的载体,译者的任务在于在原著当中找出互补的意指方式,把原著带到一个更高、更完美的语言层次。因此,译作的价值不仅在于传递了原作的内容意义,更在于用译入语语言再现了原作匠心独具的独特表达方式,这样才能真正保证译作不把经典的原作翻译成为只传达了内容意义而忽略了原作形式的拙劣译作。也就是说,对文学翻译来说,怎么说的比说了什么更重要———“传意”必须“传形”,“以形传意”才是对原作最佳的翻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优秀译作。这使我们在语言哲学的层面上对“形”与“意”的辩证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对我国译界长期以来以追求“神似”向往翻译的“化境”、过分强调“功能对等”、“目的论”等为主流的翻译思想无疑是一种反动,值得翻译界深思。
(三)对经典作品复译的启示
关于复译,我们以往是从文本需要、读者要求、出版市场、译者主体性、翻译质量等方面的因素加以研究与剖析,而本雅明的翻译哲学思想对复译现象做出了语言层面的解释,合理新颖而又独特,颇具启发性,使我们对复译的认识有了新的视角。首先,本雅明指出,原作的可译性取决于原作的语言品质,只有极具特色的高品质语言,才能为翻译提供丰饶的土壤,其可译性才越高。而这些特点正是古今中外伟大文学作品的典型特征;其次,译作是原作的后续生命,越是伟大的作品其生命力越是强大,而“生命的范围是从历史的观点而不是自然的观点来决定的,……伟大的艺术作品的历史向人们讲述了这些作品的渊源,他们在艺术家的时代问世,以及在以后的世代里原则上应有的永恒的后续生命。……那些不仅仅传达原作内容的译作便应运而生,原作的生命在译作中获得最新的、不断更新的、最为完整的展现。”[4]349这清晰地阐释了伟大作品何以超越时代,不断被翻译不断被传颂,生命力如此强大的原因。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语言也在不断的进化发展,过去的意指方式在新的语言中不再适用,必将产生更新,而伟大文学作品的永恒的生命力仍在呼唤着翻译,这必然将产生源源不断的复译行为。本雅明的这一观点为文学经典、艺术经典及文化经典的复译、传承和传播提供了理论依据。
四、结语
本雅明从本体论层面对翻译的本质做出了精辟的论述,他独特的翻译哲学思想引发了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界对翻译理论的重新思考,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将其从翻译实践的研究延伸到了语言层次和哲学高度。他对翻译标准、翻译立场、译者的天职、以及原文和译文的关系进行了全新的阐释,突破了传统的束缚,使译界重新认识到文学翻译中语言神圣的一面,并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文学翻译的世俗观点。虽然译界对本雅明的翻译观点莫衷一是,有褒有贬,但作为翻译研究的一种思潮,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依然耐人寻味,发人深省。深入挖掘本雅明翻译哲学思想,必将引发我国译学界对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新的思考,形成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范式。
参考文献:
[1]袁筱一,邹东来.文学翻译基本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354.
[2]袁伟.本雅明说的是啥[J].国外文学,2007(4):47-58.
[3]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5.
[4]陈永国.翻译与后现代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鲁迅.鲁迅自编文集:二心集[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79.
摘要:徽派建筑是我国安徽一带的古徽州传统特色建筑,是我国传统建筑中的一朵奇葩,是中国南方建筑的典型代表。用丹纳艺术哲学的三要素(种族,环境,时代)研究徽派建筑,是把徽派建筑艺术同人的生存状态联系起来,寻找这种建筑艺术背后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了解中国历史文人如何在诸多文化价值观的矛盾中作出反复徘徊和选择,对于我们研究发展徽派建筑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徽派建筑;艺术哲学;种族;环境;时代
1丹纳的《艺术哲学》重点强调种族、环境、时代的作用
《艺术哲学》是一本关于历史、艺术文化的巨著,作者丹纳通过自己的理解认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
2徽派建筑艺术的哲学内涵
徽州位于南北方交汇融合的地带,受多方文化影响,如吴楚文化,徽商文化,但最终形成自己别具一格的建筑风格。古徽州文风昌盛,徽商贾而好濡,崇文重学,聚集财力以求发展文化。这种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为民居的建筑艺术形式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理想的选址,巧妙的空间处理和精湛的雕刻艺术都受到程朱理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建筑的艺术形式不仅富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朴素自然的美学特征,而且具有天人合一的哲学意义。
3丹纳《艺术哲学》三要素在徽派建筑中的体现
3.1种族—徽派建筑艺术形成的内部根源
古徽州是在动荡中前进与发展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早期的徽州居住的是古越人,受当地环境条件的影响,古越人的民居属于干栏式,即底层架空,上层居住的建筑形式。后来由于战争的影响,中原人迁入,史上有三次迁移的记载(时期分别是东晋、唐末、南宋)。在迁移中,不仅产生了人口结构的变动,而且中原文化就此介入。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民居形式也开始发生改变,北方的院落建筑形式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当地的干栏式民居。由于环境的制约,民居形式不可能彻底的改变,所以经过融合与交流,加上建筑技术的不断成熟,在清代时期逐渐形成“粉墙黛瓦马头墙”式的天井式建筑,独具当地地域特色。此外,宗族文化也作为种族发展的重要因素。徽州的古村落都是同族而居,有着严格的宗族制度,宗祠属于徽派建筑中的大型建筑,人们世代以宗祠为中心而居,整体村落呈中心放射向心围合式,形成独特的村落布局,体现了一种种族的归属感和向心的凝聚力。因此,种族因素可以说是徽派建筑形式形成的内部因素。
3.2环境—徽派建筑艺术形成的外部条件
外部环境造就了徽州村落与民居特有的形式。古徽州位于江南水乡和中原大地的连接地带,有着相当重要的地理环境。村落和民居的选址严格按照传统的风水理念进行,注意山脉的走向,重视对水的合理利用,遵循“背山面水,负阴抱阳”,追求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就民居而言,最有特色的就是天井了,天井的设计别有考究,徽州地区雨水充沛,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水即是财,加上徽商聚财的理念,天井的设计就有了“肥水不留外人田”之意,同时还具备采光、通风等功能,真正的实现天人合一的艺术理念。徽派建筑装饰艺术也离不开环境等外部条件。徽州著名的“三雕”(木雕、砖雕、石雕),是就地取材,充分利用当地材料进行建筑装饰,堪称一绝。通过精选坯料、严格的雕刻工序、精准的施工工艺打造出庄重典雅的艺术作品,实现形式与功能的统一。其实从另外一方面而言也是源于徽商对艺术和美的追求这一外部条件。徽州民居的雕刻装饰艺术成为中国建筑艺术的宝贵财富。
3.3时代—徽派建筑艺术发展的后天推动力
说起时代,文化首当其冲。徽州民居中的楹联是富有魅力的人文景观,它从一个侧面真实反应和承载了徽州的文化,独具时代特色。在徽州建筑的外观上,造型雅致的马头墙是一个典型特征,比例和谐形式美观,建筑大师梁思成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一面墙倾倒了六个时代”,马头墙从东晋延伸至清代(东晋、北宋、南宋、元朝、明朝、清朝)。
4结论
徽派建筑艺术的存在有着自身的内部根源,外部条件及时代精神的推动,我们从丹纳的艺术哲学三要素角度进行了浅析,其实种族、环境、时代这三者在徽派建筑艺术中的表现并没有一个完全的界限,它是相互渗透和融合的。总而言之,文化是要发展与创新的,徽州文化会延续,会革新,但是无论以后会发生什么改变,我们要尽可能的去保护这些文化遗产,继承好徽派建筑遗留下的艺术财富。
参考文献:
[1]岳毅平,吴惠敏,郭其智.试析徽州园林的文化意蕴[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版),2005,14(6):103-107.
[2]程晖,汪坚强.徽州传统民居聚落空间观探析.
[3]冯念军,论徽派建筑的美学元素[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3(2).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的教育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科学主义方法论倾向,这一方法论对于促进教育研究科学化很大的帮助。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教育研究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本文仅是从高中语文教师的视角,根据当前高中生心理特点,运用赏识教育理论对当前语文课堂教学进行初步探索。在平时的语文课堂教学中,每一个教师都要尽可能地树立赏识教育的观念,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唤醒学生的自信。
【关键词】语文课堂教学;赏识教育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只有努力灌溉她之后才能发现她的美,而赞美就是那灌溉的泉水。我认为,在语文课堂教学中作为人师的我们,对孩子们也应该多点赞美少点批评,这就是我所要说的赏识教育。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类最高的需要就是自我实现的需求。人们渴望得到他人的欣赏,得到社会的肯定性评价,以此来实现自我。高中生,他们自我意识更为强烈,他们更希望能得到他人的肯定和认同。而高中生从哪儿获得赏识呢?主要来自于教师。而语文教师更应该将赏识教育贯穿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
一、语文课堂教学要讲民主,拓宽学生思维,激发他们的创新意识
语文课在情感和兴趣价值上较其他学科而言有着明显的优势,如果教法得当,学生的学习意愿是很容易激发的。教师一定要先做到目标在心,具体操作时才能把握好方向。语文课的课内教学一定要留给学生充足的自学时间,先让学生带着问题充分自学,再鼓励学生沿着教学目标自己理解、自己领悟、自己思考、自己提炼。有时候,在教学中也尽可能地采用竞赛机制,让学生分小组讨论进行思维交锋。同时,教师还要适当地点拨启迪,进行归纳,并给予他们适当的赏识性评价,不吝啬自己的赞美。相反,在课堂教学中如果教师还是一味地采用比较陈旧的教学法,拘泥于教材、教参、标准“答案”等等,而对学生的新见解不予赏识、肯定或褒扬,必然会导致学生创新意识的泯灭,创新能力的扼杀,最终教出来的学生甚至可能是高分低能的“优生”,而低分的“差生”就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可能被课堂遗忘,甚至于遗弃。因此,语文课一定要让学生既能获得语言基础知识,又能得到赏识鼓励,从而拥有豁达乐观的健康心理、多向发展的思维能力,最终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这就是赏识教育的最终目的。
二、语文课堂教学中要改掉陈规陋习,崇尚自然,树立赏识教育的观念
其实,学生的大多数语言基础知识的积累都来源于语文课堂教学。而高质量的语文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要学会赏识学生。在课堂上教师要面带微笑,经常鼓励、赏识学生,用语言肯定他们在课堂中的表现。教师要承认学生的差异,甚至欣赏他们的差异,允许每一个学生的失败。当他们失败时,不讽刺不挖苦他们,要给予他们鼓励。哪怕学生跌倒一千次,也坚信学生第一千零一次能够站起来。因此,在一次又一次的赞美赏识中,学生才会看到自己的力量,才会挖掘自己的潜能,不断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课堂上教师要明确学生的主体地位,课堂是学生的舞台,教师只是激发学生潜能、建筑学生自信的催化剂而已。
三、语文课堂教学要返璞归真,提倡自我,营造和谐的课堂气氛
长期的应试教育下,学生的心理问题越来越多,在课堂上他们有的自卑、有的害怕、有的懒惰。他们不敢发言,不敢大胆地参与,使语文课堂气氛沉闷,学习效率低,更谈不上在快乐中求知。因此,教师要正确认识学生、评价学生、淡化成败意识、鼓励学生本真流露,逐渐形成以“赏识教育”理论为指导,多元评价、多科渗透、探索发现等多种教学法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赏识以“尊重、信任、理解、激励、提醒、宽容”为原则,触动了学生的心灵,增强学生主体意识,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思考,主动探究,自觉实践,让学生始终保持一种愉快的情绪,使学生自觉主动地投入学习的快乐中,形成和谐的教学气氛,轻松愉快地获得知识。赏识教育的方法多样,在语文课堂中老师可对全体鼓励,也可对个体表扬,甚至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师生之间无须用语言来交流,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表情也许就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在教学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类学生,每当他们回答问题正确但没信心时,他们总会用一种渴望的眼神想得到你的评判。这时你给了一个赞许的眼神,或一个满意的微笑,便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另外,当学生课堂提问受挫,老师们的一些安抚的动作更胜过言语上的宽慰。所以,赏识教育并不仅仅是说几句美丽的话,它要能点亮学生内心激情的火花。实施赏识教育要求老师多了解学生,到学生中去,随时捕捉学生的一些闪光点,及时给予表扬、鼓励、夸赞。与此同时,教师还要对学生进行连续性的观察、了解、帮助,认真发现他们的每一次进步,并给予肯定。但赏识教育的过程也不只是一个夸赞的过程,在教学中也要让学生发现自己的不足,正确对待成绩,形成良好的思想品格、心理素质。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好老师,不让最差的学生自卑。如果理想的教育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那么我们的学生就是一个个含苞待放的花蕾。衷心希望在教师的赏识教育下,我们的每一朵花蕾都能尽情绽放,我们的语文教育定将春色满园。每个孩子都是为得到赏识而来到人世间,让孩子在“我是好孩子”的心态中觉醒,使他们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赏识之源!也是教师之责!
参考文献
[1]兰利.赏识教育的功能及实施方法[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2]唐献玲,唐献红.浅析赏识教育[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5(11).
【摘要】在新时期下,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文化教育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从群众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出发,从政府的角度对加强群众文化艺术教育工作的相关措施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新时期;群众文化;教育;人才队伍
一、群众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
(一)群众文化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要重视群众文化的教育工作,以此提高群众的自身修养,宣传优秀的思想道德品质,净化群众的心灵,并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对群众进行文化艺术教育,能够满足群众对精神生活的各种需求,并提高群众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从而为社会的和谐提供良好的群众基础。
(二)群众文化教育是社会进步的要求。群众文化教育活动的开展,能够为社会进步提供良好的氛围。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积极开展群众文化教育工作,可以调节群众的心理变化,对其错误思想进行及时调整。艺术教育在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同时,也促进群众的全方位发展,使人们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
二、群众文化教育的重要途径
(一)政府部门的重视。政府部门要将群众文化艺术教育放在工作的重要位置,纳入计划的日程,对其做好各项部署。比如财政部门要为群众文化活动预留经费,设有专门的款项;规划部门要为群众文化教育提供固定的场所,使教育工作稳定开展;文化机构要多向社会大众开放,承担向大众普及文化知识的重要职责,应当深入群众内部,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活动。群众文化的建设离不开各界的大力支持,国家应当在政策上给予鼓励和保障,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进一步繁荣。
(二)文化人才的培养。人才队伍的建设主要分为以下几步:首先要建立人才库,挖掘优秀的文化人才;其次,要定期对这些专业人才开展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再次,要鼓励这些人才多参与到群众文化教育当中,通过人员编制、激励措施留住更多的优秀人才;最后,应当多发现民间存在的优秀人才,开展基层的群众文化教育工作,使教育能够渗透到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三)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城市当中,增加文化广场、文化中心的数量,为群众的文化教育提供更多的空间,让群众有更多机会接触到专业的文化艺术人才,获取当下最新的文化艺术知识。同时,基础设施的建设不能忽略农村地区。在农村地区要多开设一些公益性的文化单位,开展更多的文化教育活动,深入到基层群众中,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工作。
(四)资源的优化整合。群众文化艺术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需要兼顾到不同层次的群众对文化的需求,需要对各方资源进行优化整合。资源整合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群众文化教育的主体是群众,要通过政府的鼓励和引导,将教育工作普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第二,城市与乡村之间要加强文化交流,双方取长补短,共同完善、共同进步;第三,开展重点地区的文化教育工作。每个城市都会存在文化艺术教育较为薄弱的地区,要通过对这些地区重点开展文化教育,吸引当地热爱文化艺术的人群,发挥群众之间的宣传作用,带动整个地区文化艺术教育活动的繁荣。
(五)政府部门加强引导,维护教育秩序。群众文化教育仍然需要政府加以适当的引导。在尊重群众个人意愿的基础之上,适当地制定一些政策加以指导,维护教育活动的正常秩序。文化艺术的教育活动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应当给予必要的重视和鼓励,并且要对其进行政策和资金上的扶持,确保每一位群众都能够参加到这一项教育活动中来。政府要鼓励优秀文化活动,打击迷信封建活动,净化文化艺术教育环境。
三、结语
在新的时期中,群众文化工作者需要调动各方面的因素,为群众文化艺术教育提供更多的有利条件,陶冶群众的情操,提高群众的综合素质,同时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
参考文献:
[1]蒙昌梅.对做好群众文化建设的若干思考[J].北方文学(下半月),2012(09).
[2]张守富,孟庆梅.群众文化工作漫议[J].戏剧之家(上半月),2011(04).
[3]沈承晋.当前群众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探究[J].群文天地,2012(12).
榜样教育是一种传统的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榜样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及号召力,正确发挥榜样的作用,能够对教育对象产生积极的正面的教育影响。通过榜样的具体生动的形象展开榜样教育,通过榜样人物的真实及鲜活的人物事迹将榜样人物的主流意识、道德观念及价值精神传递给教育对象,促进受教育者理解、认同并产生情感共鸣,激励他们主动效仿、吸收内化并且外化为积极的实际行动,对教育对象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提供了正确的参照标准,达到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目的。
一、高校中榜样教育的作用
榜样教育也称典型教育或示范教育,是指通过树立先进典型,以先进人物的先进思想、先进事迹为范例,教育人们提高思想认识、政治觉悟和道德品质的一种方法。榜样教育具有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社会价值表现为“传承优秀的文化传统、弘扬先进价值精神、构建核心价值体系、团结和凝聚广大群众、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培育优良社会风尚”。而个体价值主要体现为榜样对于个人而言具有引导及激励作用,榜样教育有助于个人树立正确的、先进的、崇高的人生观、价值观及世界观,指导个人正确的人生方向,有助于个人实现自身的价值。毛泽东在谈及榜样时说:“当着这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迅速地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积极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练的先锋队来开辟道路。这种先锋分子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他们是不谋私利的,唯一地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他们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往直前;他们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起着向导的作用。”这段话鲜明地指出了榜样的重要价值。榜样教育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也是也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及形式,并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有益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及世界观,引导学生正确的人生方向
当代大学生正值青春成长时期,心理发展还不成熟,易变性较强的同时可塑性也很强。大学生一般缺乏社会实践,刚进大学校园刚接触到现实社会中的各种文化,很容易会感到迷茫和不知所措,这时候就需要思想政治工作者给予其正确的引导。而大学生同时也具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和独立的见解,可能对外界给予他们的干涉产生排斥心理,这时候榜样教育这种生动形象的教育方式给予了他们很大的空间,为他们讲述了真实的、鲜活的榜样事例,让他们自己去思考和判断,一旦他们真正地接受并内心认可,则会坚定地进行学习并自我内化,朝着自身设立的目标前进,这符合他们的心理特征并且能达到较好的效果。用榜样教育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激发他们的进取心,促使他们努力完善自己、超越自己,实现质的飞跃,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及世界观,确立正确的人生方向,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有益于学生德育教育,促使学生完善自己的人格,形成优秀的道德品质
榜样教育通过榜样的成长过程及优秀事迹引导学生学习榜样的优秀品质,有益于帮助学生分清是非善恶,帮助学生的思想得到提升,形成自身的正确的道德观念,完善自己的人格,更好地去帮助他人。首先,学生的学习能力非常强,榜样生动形象的事迹可以激励学生主动去帮助他人,在这之中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其次,当学生树立了正确的道德观念,那么当他们面对事情的时候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标准和判断方法,以及在实践中逐步提升自己道德判断的能力。最后,榜样有助于学生道德行为在生活中的实践。榜样的先进事迹是具体的、生动的及现实的,这有助于学生的理解并在生活中践行其所学习到的正确的道德观念,帮助学生完成对榜样精神的认知、认同再到主动实践的一个过程。有目的地学习模范人物的道德思想及崇高精神,对提高学生自身的道德水平、革命情操以及提高自我判断评价能力、培养自身道德行为习惯都有这促进和“导向”作用。
3.有益于规范学生行为,帮助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
榜样的行为方式为学生提供了学习样板,指引学生在未知的环境及迷茫的思绪中找到正确的方向,帮助学生行为的规范和矫正。榜样的行为帮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哪些事情是应该做的,而哪些事情是不应该做的,引导学生规范自身行为,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认知并对自身的活动进行约束,这有助于学生以后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及世界观,在实践中实现自身价值。通过榜样教育可以使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形成自己的独立人格,明白自己的奋斗目标,从而在社会实践中认识自我、完善自我,提高自身的品质,实现自身的价值。
二、高校教学中榜样教育对策研究
1.从“双百”人物入手,给学生讲述“双百”人物真实及鲜活的事例,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双百”人物是指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广大干部群众评选出来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这次评选出的“双百”人物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涌现的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谱写出壮丽篇章的英雄模范的杰出代表。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是时代的先锋,是祖国的骄傲。“双百”人物评选活动以爱国主义为主题,以英雄模范为主线,是先进模范学习宣传的一个重要创举。“双百”人物评选活动的过程始终贯穿着群众路线,重在群众参与,重在评选过程。评选过程中候选人的产生都由群众直接提名,在确定正式人选时,考虑人选所处历史阶段、所在行业归属及地区分布等综合因素来评定,最终由广大干部群众投票来确定。
通过群众的亲身参与,可以使群众真正的了解和学习“双百”人物的先进事迹及崇高精神,以达到自我教育和自我提高的效果。“双百”人物的真实的生动的模范事迹可以让学生更深刻的体会模范人物鲜活的人物形象,从而产生兴趣并激发自己的学习动机。如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俄国的十月革命胜利后,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以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及演说,阐述了十月革命的重要意义,成为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与陈独秀遥相呼应,积极筹备着建立中国共产党。
1926年3月,在极端危险及困难的情况下,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在北京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在狱中他遭受酷刑,但却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又如在抗日战争时期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壮丽诗篇的狼牙山五壮士。他们分别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1团第7连第6班班长、共产党员马宝玉,副班长、共产党员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他们在抗日战争中坚定沉着、临危不惧,利用地形,英勇阻击,子弹打完后,用石块还击,一直坚持战斗到日落。面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他们毁掉了枪支,义无反顾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幸免于难。通过帮助学生对“双百”人物鲜活的、真实的事迹了解,从而产生对英雄模范的认同,并激发自身的兴趣,更深刻有效的学习英雄人物的崇高精神。
2.加强学生学习主动性,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
人对道德信息的接受是以其自身情绪的活动为初始线索;人对道德价值的学习是以情感――体验型为重要的学习方式;人的道德行为的发生受着情感的引发和调节。情感不仅是人们将认知转化为行为的推动力,而且是榜样教育的催化剂。积极的情感有利于帮助学生产生积极的行为。当学生对某一事物产生了积极的情感的同时对于接受与认同这一事物就会比较容易,如果通过学习榜样的优秀事迹和崇高品质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从而使学生产生情感上的共鸣,那么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则会增强,就能够更加主动地去学习榜样的优秀品质,主动内化榜样精神,从而提升自身的素质。教师也可以要求学生课下去收集并准备榜样的英勇事迹,让学生直接参与课堂的教学活动,自己进行讲授,讲授完后大家一起进行探讨,使学生更容易留下深刻的印象,更容易接受学习的内容,大家互相学习、互相监督。
3.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引发学生的自主思考,培育其创新精神,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行为创新是行为模仿的发展和升华,行为创新是建立在模仿基础上的。学习者只有通过学习榜样的英雄事迹、崇高精神及先进的价值观,形成自身的价值观,将学到的道德品质及价值观创造性地运用到实践中去――即对榜样崇高精神及先进价值观的内化再外化,才能达到榜样教育的最终目的。学习榜样精神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模仿榜样的行为,而是要学习榜样的内在精神,通过榜样生动的、真实的事迹更加了解榜样,学习榜样的崇高精神以及先进的价值观,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创新思维,从而对榜样有更深一层的认知。组织学生多参与实践活动,参与公益活动及志愿者活动等,让学生能够有了更真实的体验,从而实现内化之后的外化,真正地将从榜样身上学习到的崇高的道德观及先进的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价值体系,指导自己的行为,运用到实践生活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猜你感兴趣:
1.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哲学是人类的智慧之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哲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人的“生存”与“生活”的矛盾是人类存在的一对根本性矛盾,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类的“生活”方式同动物式的“生存”方式区别开来。文章将从哲学的角度,探讨“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内涵,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二者的相互关系以及人的异化活动下的“生存”与“生活”的转变与出路。
【关键词】生存;生活;马克思主义;异化
哲学不是超乎于人类世界之外的遐想,它总是深切地关注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们大都对人类社会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他们苦苦探索着人类的存在方式,寻找着人们生活的意义及价值。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是一种最为矛盾性的存在,人类既与其他物种一样自然而然地生物性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又是能够自我意识、自我改造、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具有人类特殊性的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
一、哲学视域下的“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内涵
“生存”,是指动物(包括人)本能地无意识地去适应环境来维持其生存的生命活动,是一种纯粹性的自然反映。古希腊先哲柏拉图曾对其门徒说:“人就是没有羽毛的两条腿动物。”强调了人的动物性与自然属性。近代法国哲学家拉美特里在其名著《人是机器》中提出:“人归根结底却是一些动物和一些在地面上直立着爬行的机器而已。人的身体是一架钟表,不过这是一架巨大的极其精细、极其巧妙的钟表。心脏是什么?心脏是发条,神经是游丝,关节是齿轮,人的欲望、快乐、爱情、痛苦等等都是受到机械规律支配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多几个齿轮,多几根弹簧而已。”指出了人的动物性和机械性。我国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也说道:“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表明了人与动物一样也具有生理层面的自然反映。动物式的“生存”活动是没有意识的生命适应行为,它们依据与生俱来的本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因此动物可以说是一种“自然性”、“自在性”的存在。“生活”,是指人类有意识地认识自我与世界、改造自我与世界以及能动地从事物质生产的生命活动,是一种创造性的超越本能的反映。“生活”是人类特有的生命存在方式,同动物的存在是相区别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就曾用神话的方式说明了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根本特征是在于人类拥有技术和智慧,他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该命题虽带有主观唯心主义的因素,但却肯定了人的思维的能动性,有别于动物的本能式反映。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还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表明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区别,即“人是理性的动物。”动物是没有理性的,它们对世界的认知是出于本能的感性,人类自身虽并不完全排除了本能的感性,但却可以能动地发挥着自己的理性,凭借自己的意识和意志去“生活”。人类特有的“生活”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创造行为,人类依据自己的意识与理性从事着社会实践活动,认识与改造着自己和世界,因此人类可以说是一种“自觉性”、“自为性”的存在。人类的生命是“生存”与“生活”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存在方式,是自在自为的双重存在。人类既服从着宇宙的规律、以大自然所赋予的本能去适应自然,又以后天发展起来的意识在实践中去实现着理想、改造着世界、刷新着历史。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生存”与“生活”
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哲学的主题从宇宙本体转向了人类世界,它寻求着把握人类世界的根据,探索着人类的存在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创性地运用了实践的观点去把握人类世界,指出了人类的生命活动是用实践的方式去创造有意义的“生活”活动,而不单纯是动物式的无意义的“生存”活动。近代机械唯物主义代表霍布斯认为人是一种“自然物体”,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而生活,这种本性不仅包括本能,也包括“自然情欲”(如自我保存、趋利避害等);以费尔巴哈为典型代表的人本唯物主义流派虽强调人的作用、人的情感、人的意志、人的精神、人的理性,但强调的却是抽象的人、非现实的人。马克思批评这些旧唯物主义只是从纯客观的角度去把握世界,忽视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是“见物不见人”的、忽视人的主体地位的观点。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篇所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摒弃了前人观点中的错误因子,开创性地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和人类世界都需要从实践活动中去理解和把握。实践活动使人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把自然对象成为客体,使之成为“属人的自然”;另外,人类还通过实践活动来改变世界以满足自我发展的需要,突破本能的“生存”反映,创造有意识、有目的的“生活”方式。首先,“生存”与“生活”是相互联系的,人类生命活动同样具有“生存”的层面,“生存”是“生活”的基础。我国春秋时期思想家管仲曾提出著名论点:“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强调了本能生存需求对高层次道德意识的基础性作用。无独有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其次,“生存”与“生活”又有着本质的区别,而实践则使人类的生命活动从“生存”上升到了“生活”。动物只是本能地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命活动,而人类却能按照双重尺度去改变世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即“任何物种的尺度”和人的“内在固有的尺度”。因此,动物式的“生存”是适应自然的一代又一代的种族复制,是非历史性的存在,而人类“生活”则是通过自我意识用实践改变世界的历史性的存在。
三、人的异化活动下的“生存”与“生活”
有意识的、能动的生命活动把动物单一化的“生存”模式与人类特有的“生活”方式区分开来,然而伴随着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出现,人的能动性却遭到了异己力量的的奴役,使人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甚至非人的状态之中。马克思认为,人的异化是人类通过劳动所得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支配人的一种社会现象。而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知名哲学家马尔库塞也曾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单向度的人”,认为在当代工业社会的极权下,人们丧失了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在当代工业社会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分工和生存竞争下,人类不同程度的被“扩大了的生产力”所制约,丧失了其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性,人类的种种能动性与创造性得不到机会激发或生成,其生命活动也逐渐沦为了同动物一般的单一机械式的“生存”。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了五个层次,提出人要在满足了较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等基本要素的基础之上,才能去实现较高层次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我国哲学家冯友兰则把人的精神分为了四个境界,认为人在超越了本能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之后,才能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而今,在社会巨大竞争和强制分工的压力下,人类或多或少地遭到了异己力量的控制,许多人的低层次需求和境界尚得不到满足,其创造性和能动性无法被激发出来,陷入了只“生存”、不“生活”的僵局。因此,人类必须消除人的异化状态,摆脱异己力量的奴役,达到马恩设想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最终脱离动物界的“|生存”世界,进入人类的“生活”世界。
参考文献:
[1]孙正聿.哲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
[2]傅佩荣.哲学与人生[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11月.
[3]张志伟.西方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
[4]李培湘.人的哲学研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
[5]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
[6]陈立影.回归生活世界理论研究[J].世纪桥,2010年第17期.
[7]张曙光.建构面向21世纪的生存哲学[J].华中理工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8]梁永艺.马克思的人的异化思想探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9年10月.
摘要:黑格尔把所有权作为自由意志最初实现方式。他从自由角度论述了所有权的合理性,进而阐明了确立私有财产权的必然性。所有权不是抽象的主观意志,黑格尔从意志对物关系规定了实现所有权具体方式。契约作为中介形式的所有权,借助共同意志扩大了自由意志实现范围。黑格尔所有权理论肯定了人作为抽象人格所平等享有的个人权利,揭示了自由主义个人权利至上原则的片面性以及把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依托于私有财产权的形式性。
关键词:黑格尔;自由意志;所有权;政治哲学
在政治哲学中,所有权是涉及自由和平等两大政治价值的重要问题。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把法的理念即自由意志作为出发点,根据自由意志的现实化运动过程,即抽象法、道德、伦理三个阶段,在抽象法环节中阐述了其所有权理论,包括所有权、契约和不法。抽象法是关于权利的学说,在黑格尔所有权理论中,肯定和论证了自近代以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所主张的人人都享有平等的自由和权利(例如人格权、财产权和生命权)以及自由所有权,同时黑格尔批判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个人权利至上原则和国家契约学说,揭露了自由主义自由平等观的局限性。黑格尔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和批判借鉴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所有权:自由意志的定在
在黑格尔看来,作为法的理念的自由意志,不是抽象的思维规定,而是不断发展的现实化过程。在抽象法阶段,自由意志表现为抽象的人格,它的一切规定存在于概念中,其丰富内容还尚未展开,因而“只是抽象地自我相关的现实性”P44。黑格尔指出,“人格的要义在于,我作为这个人,在一切方面(在内部任性、冲动和情欲方面,以及在直接外部的定在方面)都完全是被规定了的和有限的,毕竟我全然是纯自我相关系;因此我是在有限性中知道自己是某种无限的、普遍的、自由的东西。”P45这就是说,人作为抽象的意志,具有能够从一切具体规定和限制中抽象出来的自由。因此,人作为主体,在实质上又与主体不同,这是因为“人是意识到这种主体性的主体,因为在人里面我完全意识到我自己,人就是意识到他的纯自为存在的那种自由的单一性。作为这样一个人,我知道我自己在自身中是自由的,而且能从一切中抽象出来,因为在我的面前除了人格以外什么都不存在。”P46人格作为一种抽象的自由意志,其最初的定在是通过外部的物实现的。相对于自由精神来说,物本身没有自由和人格,是缺乏目的性的外在东西。而人作为自在自为的自由意志,其意志具有无限性,所以“人有权把他的意志体现在任何物中,因而使该物成为我的东西;人具有这种权利作为他的实体性的目的,因为物在其自身中不具有这种目的,而是从我意志中获得它的规定和灵魂的。”P52黑格尔把人对所有物据为己有看成是自由意志的绝对权利,而且只有人才拥有这种权利。可见,黑格尔首先是从人与物关系的角度,规定了所有权的定义。他说:“人把他的意志体现于物内,这就是所有权的概念。”P59黑格尔反对把权利分为人格权、物权和诉权,并批判了康德关于权利分为物权、人格权以及物权性质的人格权的思想。他强调:“唯有人格才能给予对物的权利,所以人格权本质上就是物权。这里所谓物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即一般对自由来说是外在的那些东西,甚至包括我的身体生命在内。这种物权是人格本身的权利。”P48-49因此,物权在实质上是人对物的权利,物权根源于人格权,而人格权体现在物权上。通过对物的占有,自由意志初步获得了现实性,但是“我占有某物,它在无主状态中被我占有因而成为我的所有物,但这种占有还必须经过承认和设定才能作为我的”P227,所有要真正取得所有权,占有物还必须要得到他人或社会的承认。黑格尔说:“为了取得所有权即达到人格的定在,单是某物应属于我的内部表象或意志是不够的,此外还须取得对物的占有。通过取得占有,上述意志才获得定在,这一定在包含他人的承认在内。”P59由此可见,所有权概念表面反映人与物的关系,在本质上必然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黑格尔不是从满足需要的层次上,例如由于自然需要、冲动和任性,我把某物占为己有,而是从自由意志现实化的角度论证了所有权的合理性。他说:“所有权所以合乎理性不在于满足需要,而在于扬弃人格的纯粹主观性。”P50这是因为,“对于在自身中无限的而且普遍的那种人格来说,使它仅仅成为主观的这一限制是矛盾的和无意义的。人格是肯定的东西,它要扬弃这种限制,使自己成为实在的,换句话说,它要使自然的定在成为它自己的定在。”P47-48这就是说,人格作为主观性的东西是抽象的和片面的,它必然要走出与自我同一的纯思维而获得现实性,即“人格必须在所有权中获得定在”P59,并且“人唯有在所有权中才是作为理性的存在。”P50黑格尔进一步论证所有权成为私人所有权的必然性。他说:“在所有权中,我的意志是人的意志;但人是一个单元,所以所有权就成为这个单元意志的人格的东西。由于我借助于所有权而给我的意志以定在,所以所有权也就必然具有成为这个单元的东西或者我的东西这种规定。这就是关于私人所有权的必然性的重要学说。”P50在这里,黑格尔肯定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个人主义原则,特别是每个人都享有的私有财产权利,这是因为自由的实现离不开财产权,“从自由的角度看,财产是自由最初的定在”P54。但是黑格尔又不赞同自由主义所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他认为国家高于财产权。他说:“属于私有权的各种规定有时不得不属于法的较高级领域,即共同体、国家”P54,“它(国家)甚至有权对这种生命财产本身提出要求,并要求其为国牺牲”P100。
二、所有权的实现方式
在所有权中,我对物的占有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主观意志中,而必须通过一定的外在形式取得客观性。为此,黑格尔从意志和物的关系上进一步规定了实现所有权的三个环节:占用,使用和所有权的转让。
1.占有
人对物取得占有,物就成为了我的东西,这就是意志对物的肯定关系。人对物的占有方式具有无限多种。黑格尔把物的占有方式主要归纳为三种,“物的占有有时是直接的身体把握,有时是给物以定形,有时是单纯的标志。”P62身体把握式是我对物的直接占有,在物中直接体现我的主观意志,所以它是“最完善的占有方式”。但由于外在物的范围及其广大,身体把握的占有方式受到极大限制,必须要借助于各种中介工具来扩大我的占有范围。给物以定形是指根据物的性质由我赋予物新的独立形式,从而改变物的存在状态,由于人的主观意志不同,给物定形的具体方式也是无限多样的。黑格尔认为这种占有方式最符合理念的本质,“因为它把主观和客观在自身中统一起来了”P63。标志作为占有方式其本身不是现实的物,所有物在标志之外,标志只是抽象的表明我的意志体现于某物中,所以标志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然而从标志的意义来看,“人能够给某物以标志,因而取得该物,这样正表明他对该物有支配权。”P63
2.使用
使用表明意志对物的否定关系。黑格尔说:“使用就是通过物的变化、消灭和消耗而使我的需要得到实现;这样,物的无我性质就显现出来,该物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P67这就是说,在使用中,物仅仅是作为满足我的需要的手段,物本身并没有自我意识,通过对物的使用,物被消灭了,我的特殊需要得到了满足,从而实现了我和物的同一。通过对物的使用,进一步表明我对物的所有权。但是物的使用并不等于拥有该物所有权。为此,黑格尔反对把使用权作为所有权的本质规定。他指出:“把物成为他的这种所有人意志才是首要的实体性的基础。使用是进一步的规定,次于上述普遍基础,而且只是它的现象和特殊方式。”P67可见,所有权的实质在于自由意志在物中的体现,使用仅仅是所有权本质规定的外在表现,不能以是否使用作为拥有所有权的标准。但同时对物的使用又是所有权的具体实现方式。为此,黑格尔区分了使用权和所有权。他指出,拥有部分或暂时使用权不等于所有权,但拥有全部使用权就等于所有权。这是因为,“使用对所有权的关系与实体对偶像的东西、较内部的东西对较外部的东西、力对它的表现等等的关系是相同的。力只有表示于外部的才是力,耕地只有带来收益的才是耕地。所以谁使用耕地,谁就是整块耕地的所有人。如果对象本身承认另一个所有权,这是空洞的抽象。”P68
3.所有权的转让
黑格尔从意志对物的关系规定了转让权。他说:“我可以转让自己的财产,因为财产是我的,而财产之所有事我的,只是因为我的意志体现在财产中。所有一般来说,我可以抛弃物而使它成为无主物,或委由他人的意志去占有。”P73概括地说,转让就是我的意志放弃我的所有物。黑格尔把转让看作是“真正的占有取得”。这是因为,转让是所有权的前两个环节即直接占有和使用的统一,“即通过转让而取得占有”。黑格尔区分了能转让的东西和不能转让的东西,即规定了转让对象。在转让中,可以转让的是我的物即财产,这是因为在本质上物相对于自由意志是外在的东西。同时,我自身的劳动技能、劳动产品以及一定时间内的劳动力是可以转让的。黑格尔认为作为人的的那些实体性规定是不能转让的,这些规定包括:“我的整个人格,我的普遍的意志自由、伦理和宗教。”P73他进一步指出,“对这些不能让与东西所享有的权利不因时效而消失,因为我借以占有我的人格和实体性的本质使我自己成为一个具有权利能力和责任能力的人、成为一个有道德原则和宗教信仰的人那种行为,正好从这些规定中除去了外在性,惟有这种外在性才使他人能占有这些东西。”P74
三、作为中介形式的所有权:契约
在所有权中,自由意志是通过外在物给自己以定在,但是这种外在物是作为他物而存在的,因而“只是为了他人的意志而存在”P80。在所有权的转让中已包含着契约,即意志与意志的关系,“作为已被转让了的我的意志同时是他人的意志”P81。黑格尔指出:“这种意志对意志的关系就是自由赖以获得定在的特殊的和真正的基础。这是一种中介,有了它,我不仅可以通过实物和我的主观意志占有财产,而且同样可以通过他人的意志,也就是在共同意志的范围内占有财产。这种中介构成契约的领域。”P80可见,契约作为中介,不同所有人在共同意志的基础上实现了所有权的交换,并拥有了各自的所有权。需要指出的是,不同于从满足需要或者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界定契约,黑格尔认为人们建立契约关系是由于“自在的理性”的必然性要求,即主观意志现实化为普遍意志。与财产是自由的定在不同,通过订立契约而建立的所有权,自由意志的定在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外在物,而是借助于共同意志进一步扩大了自由意志实现的的范围和对象。契约作为意志和意志的的关系,它是“以当事人双方互认为人和所有人为前提”P80。这就意味着契约的主体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独立的人,即每一方都是自由的、平等的人,同时双方当事人都彼此承认对方为独立的所有人,有权订立契约并进行所有物的交换。在契约中,两个不同所有人的特殊意志在双方同意的条件下达成了统一,在统一中双方都放弃了各自的特殊性,形成了由双方设定的共同意志。契约中的每一方就是根据他们的共同意志,在放弃自己的所有权同时又取得他人的所有权。黑格尔把这种形式的契约称之为“实在的契约”。在”实在的契约”中,所有人并不因为放弃所有权而丧失所有人的地位。“我在与他人合意的条件下终止为所有人时,我是而且始终是排除他人意志的独立的所有人。”P81黑格尔对此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说:“实在的契约中,每一方所保持的是他用以订立契约而同时予以放弃的同一个所有权,所以,那个永恒同一的东西,作为在契约中自在存在的所有权,与外在物是有区别的,外在物因交换而其所有人变更了。上述永恒同一的东西就是价值。契约的对象尽管在性质上和外形上千差万别,在价值上却是彼此相等的。”P84可见,在所有权的交换中,所有人尽管放弃了所有物,但并没有放弃所有物的价值,因为“价值是物的普遍性”,所以不同所有人在量上仍是等价的。在这里,黑格尔实质上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关系中的等价交换原则。在黑格尔看来,契约的客体是外在的个别物。在契约中,所有人之间的交换对象只是外在所有物,而人格作为实体性东西是不能交换的。黑格尔指出,“根据契约产生的权利并不是对人的权利,而只是对在他外部的某种东西或者他可以转让的某种东西的权利,即始终是对物的权利。”P49可见,契约中所有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即以财产私有制为基础商品交换关系。黑格尔认为,这种契约关系以及私有财产关系仅仅存在于市民社会中,从而不能“搬到一个性质上完全不同而更高的领域”P82,即国家。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P253,国家作为普遍物与个别外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自由主义把国家看做人们订立契约的结果。“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每个人都对它的行为授权。”[2]P132黑格尔反对通过契约论来论证国家的起源。在他看来,“这种见解乃是由于人们仅仅肤浅地想到不同意志的统一这一点而来。”P82这里所讲的“不同意志的统一”就是指在契约中所达成的共同意志,“而契约乃是以单个人的任性、意见和随心表达的同意为其基础的”P255,由此就造成把国家看成是个人任性的产物。但是,黑格尔认为,由于契约是从人们的任性出发,通过契约形成的共同意志不是自在的普遍意志,因而国家的本质规定不是契约关系。在黑格尔看来,人们“生活于国家中,乃为人的理性所规定,纵使国家尚未存在,然而建立国家的理性要求却已存在。入境或出国都要得到国家的许可,而不系于个人的任性,所以国家绝非建立在契约之上,因为契约是以任性为前提的。如果说国家是本于一切人的任性而建立起来的,那是错误的。毋宁说,生存于国家中,对每个人说来是绝对必要的。”P83
四、黑格尔所有权理论的政治哲学意蕴
1.批判自由主义个人权利至上原则
古典自由主义从个人主义原则出发,强调人人都拥有对自身的所有权,人人都享有天赋的自由和权利。洛克根据自然法把自由权、生存权和财产权规定为不可剥夺的个人天赋权利,他指出:“人的自然自由,就是不受人间任何上级权力的约束,不处在人们的意志或立法权之下,只以自然法作为它的准绳。处在社会中的人的自由,就是除经人们同意在国家内所建立的立法权以外,不受其他任何立法权的支配;除了立法机关根据对它的委托所制定的法律以外,不受任何意志的统辖或任何法律的约束”[3]P16。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是第一位的,而国家是第二位的,国家的合理性在于维护个人自由和权利,特别是保护私有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然而,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至高无上,这就必然削弱国家对于保障和实现个人自由权利的重要作用,造成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对立关系。黑格尔反对把国家的目的仅仅规定为维护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工具。他指出:“如果把国家同市民社会混淆起来,而把它的使命规定为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那么单个人本身的利益就成为这些人结合的最后目的。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成为国家成员是任意的事。但是,国家对于个人的关系,完全不是这样。由于国家是客观精神,所有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结合本身是真实的内容和目的,而人是被规定过着普遍生活的;他们进一步的特殊满足、活动和行动方式,都是以这个实体性的和普遍有效的东西为出发点和结果。”P254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国家不同于市民社会,国家作为最高伦理实体高于个人,同时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特殊利益只有在国家中才能得到真正实现,这是因为国家在本质上实现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黑格尔说:“现代国家的本质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结合。”P261“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但具体自由在于,个人的单一性及其特殊利益不但获得它们的完全发展,以及它们的权利获得明白承认(如在家庭和市民社会的领域那样)。”P260
2.揭露自由主义自由平等观的局限性
自近代以来,自由主义主张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并试图通过私有财产权来保障人们平等的自由和权利,这具有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然而,在黑格尔看来,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平等权利只适用于抽象法领域,仅仅是形式上的自由和平等。这是因为,在抽象法中,意志表现为抽象的人格,而每个人都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体,所以在人格意义上人人都是平等的。“人之所以为人,正因为他是人的缘故,而并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天主教徒、__徒、德国人、意大利人等等不一。”P217所以,人格平等实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待,这是因为,“法的命令是:‘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P46由于“人格一般包含着权利能力”P46,所以人格平等就是人作为人所平等拥有的基本权利。但人格平等是“理智的抽象同一性”,“只能是抽象的人本身的平等”P83。在所有权中,财产是自由意志的最初实现,每个人都必须拥有财产权利,但却不能规定财产占有多少。这是因为,在特殊性的规定上,即我占有什么和占有多少对法来说是偶然的,“因为法对于特殊性始终是漠不关心的”,“所以关于占有的一切———它是这种不平等的基地,是属于抽象的人的平等之外的。”P58因此,对于所有权来说,平等只是人人都拥有平等财产权利,即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劳动获取财富的权利,而财产收入分配问题不属于抽象法领域,它是在市民社会中进行的。为此,黑格尔反对财产的平均分配,并认为这是一种“空虚而肤浅的理智”,这种抽象的理智不仅不具有现实性,而且是非正义的,他指出,“关于财产的分配,人们可以实施一种平均制度,但这种制度实施以后短期内就要垮台的,因为财产依赖于勤劳。但是行不通的东西不应付之实施。其实,人们(Mensch)当然是平等的,但他们仅仅作为人,即在他们的占用来源上,是平等的。从这意义上说,每个人必须拥有财产。所有我们如果要谈平等,所谈的应该就是这种平等。但是特殊性的规定,即我占用多少的问题,却不属于这个范围。由此可见,正义要求各人的财产一律平等这种主张是错误的,因为正义所要求的仅仅是各人都应该拥有财产而已。其实特殊性就是不平等所在之处,在这里,平等倒反是不法了。”P58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中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由于在自然天赋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差异,每一个人通过劳动实际获取的财富是不同的,从而必然造成财富收入上的不平等。黑格尔说:“分享普遍财富的可能性,即特殊财富,一方面受到自己的直接基础(资本)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到技能的制约,而技能本身又转而受到资本,而且也受到偶然情况的制约;后者的多样性产生了原来不平等的禀赋和体质在发展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特殊性的领域中表现在一切方面和一切阶段,并且连同其它偶然性和任性,产生了各个人的财富和技能的不平等为其必然后果。”P211黑格尔认为,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是“包含着精神特殊性的客观法”的必然产物,因而具有合理性。“这种法在市民社会中不但不扬弃人的自然不平等(自然就是不平等的始基),它反而从精神中产生它,并把它提高到在技能和财富上、甚至在理智教养和道德教养上的不平等。提出平等的要求来对抗这种法,是空洞的理智的勾当,这种理智把这种抽象的平等和它这种应然看做实在的和合理的东西。”P211
五、结语
由上论述可知,黑格尔仅仅承认权利上的平等,而不是事实上平等,这与自由主义平等观是一致的,但他不赞成自由主义把自由和平等仅仅依托于私有财产权。这是因为,“仅仅维护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所能达到的也仅仅是法律上的或形式上的平等与自由,而不是事实上的或实质上的平等与自由。使个人真正能够获得事实上的或实质上的平等和自由的并不是单纯的财产权利,而是财产本身。”[4]P26在市民社会中,随着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持续发展,贫富差距必然会不断扩大,并进而导致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这样就会造成处于劣势地位的社会成员因贫困而无法完全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黑格尔认为自由主义所主张人人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在实质上只能流于形式,因为财富收入不平等必然会侵害人们平等的自由权利。他指出:“人通过他们的需要而形成的联系既然得到了普遍化,以及用以满足需要的手段的准备和提供方法也得到了普遍化,于是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增长了,因为这两重普遍性可以产生最大利润;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和局限性,从而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也愈益增长。与此相联系的是:这一阶级就没有能力感受和享受更广泛的自由,特别是市民社会的精神利益。”P244因此,如何来解决贫困问题,以保证社会弱势群体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就成为现代民主社会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洛苏尔多说:“自由的保障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它再也不能简单地当成对政治权力的限度的规定。相反,政治权力被呼吁要出现并活跃于经济和社会领域。”[5]P154与自由主义把贫困看成是个人问题不同,黑格尔把贫困问题纳入国家公共事务领域,他反对由富人出资或者运用社会其他公共财产中的资金救助穷人,这是因为,“穷人用不着以劳动为中介就可以得到生活资料;这与市民社会的原则以及社会上个人对他独立自尊的感情是相违背的。”P245同时,黑格尔还批判了基于道德情感的主观援助观点,因为这种援助无论是出于同情还是爱,其作用都充满了偶然性。此外,由于贫富分化问题是市民社会的必然产物,而市民社会维护的又是个人特殊利益,因而市民社会本身无法根本解决贫困分化问题。为此,黑格尔认为解决贫困问题关键在于国家。因为国家超越于于市民社会,国家以追求普遍利益为目标,并且在国家中实现了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的统一,通过依靠国家力量来调整财富收入分配,解决贫困问题,从而避免两极分化不断扩大。
参考文献: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阳,张启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3]洛克.政府论(下卷)[M].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阎孟伟.黑格尔市民社会论的三重内涵[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9-26.
[5]洛苏尔多.黑格尔与现代人的自由[M].丁三春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8.
[6]汪行福.个人权利与公共自由的和解———现代性视域中的黑格尔哲学[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1):54-63.
[7]张盾.财产权问题与黑格尔法哲学的当代意义[J].人文杂志,2011(5):1-7.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